一

　　从1974年开始，毛泽东不再能够出席所有的政治局会议了，病魔摧毁了他。……毛的大脑依然十分灵敏，全世界仍关注着这位中国领导人发出的名言，他在1974年2月提出的把人类划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毛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划为第一世界，把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划为第二世界，其他国家划为第三世界。毛声称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并号召第三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毛想换个环境，呼吸一下各省的新鲜空气。就在他大骂江青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7月中旬，毛启程对全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巡视，这也是最后一次。

　　毛7月18日抵达武汉，一直待到10月中旬。他此后去了长沙，并在那里过了冬。毛在长沙时甚至尝试在游泳池里游泳，但都无济于事，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毛在这个与全世界打交道的时期，除了忠心耿耿的张玉凤——她通过“看嘴唇和姿势”能弄懂衰老的主席想要表达的意思——外，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在帮他，一个是他的表侄孙女、已经当了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另一个是他的英语翻译、在外交部的一个部门做领导的南希·唐。

　　她们穿梭在北京和武汉、北京和长沙之间，从周恩来和邓小平那里，有时候也从江青那里给主席带来信息。她们完全站在周的一边，每次动身前都向他请教，甚至总理 1974年6月1日住进了医院以后也是这样。癌细胞已扩散到周的膀胱、大肠和肺部，他要做一次大手术。

二

　　毛得知周来日不多，决定任命邓担任第一副总理。但恪守各派平衡原则的毛又同时委托王洪文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双方都不满意。江青感到需要加快步伐。10月17日晚上，江与最亲密的同伙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瞒着其他政治局委员派王洪文去见毛。王要告诉主席的是：“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这句话的含义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正准备步林彪的后尘。“四人帮”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决不能让“反动分子”邓小平来当第一副总理。

　　王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据张玉凤回忆和王本人证实，王对毛说：“总理虽然生病住院了，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他那里。”但毛听了王的话却很生气，小张把毛的话“翻译”给了战战兢兢的王。“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毛又补充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11月中旬，毛对前来看他的王海容和南希·唐气愤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此时很可能确实抱有这个希望。但在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根据仍在长沙的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随后召开的人大会议上，邓被确认为第一副总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政治局中担任一把手。4月18日，已经回到北京的毛对前来看他的朝鲜首脑金日成说：

　　我今年八十二了……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毛挥手指向参加会谈的邓)。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以下是毛9月24日对北越共产党领导人黎笋说的话：“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指着邓小平)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江青和她的同伙们十分沮丧，但他们并不打算放弃。在半死不活的批林批孔运动显露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破产后，他们又发起了几场意识形态运动，先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后是借用古典小说《水浒传》来反对“投降主义”。

　　我们知道，《水浒传》一直是毛年轻时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喜欢从哲学角度看问题的毛现在发现，这本名著可以“做反面教材”。在这本描写宋朝时期(公元12世纪)罗宾汉式造反者的书中，主人公背叛了他的朋友们，也就是说他“投降，搞‘修正主义’”。毛在 8月下旬灵机一动地发表了这些见解，江青和她的同伙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于9月份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来批判这本小说。全中国都被卷入这场运动中，人们纷纷指责这部广受喜爱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背叛”了革命事业。“左派”们则尽了最大努力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引往极“左”的方向，他们认为让群众警惕来自某些中央领导人的“投降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些意识形态运动都未能改变政治局中的权力平衡，因为主席本人没有这个打算。这样一来，“左派”们想要动员群众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所有努力都无疾而终。

　　江青必须征服毛！但接近毛的通道由张玉凤掌管。1974年年底，张已被政治局正式任命为主席的机要秘书。此外，周的支持者、与毛形影不离的王海容和南希·唐则成了毛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江青试图通过送礼物、巴结讨好、交朋友等方法来争取张玉凤，但是都没有成功，张玉凤的头脑还是清醒的。1975年5月，一个叫孟锦云的年轻女人第一次出现在毛的身边，她是来担任张玉凤的助手的。这位美人也没有理由喜爱极“左”分子。孟在受到红卫兵的批判后，从1968年到1975年一直被监禁，她通过张玉凤的说情，找到毛要求平反。60年代的时候，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后来调到武汉当护士，就在当护士期间她被逮捕了。

　　孟于1975年5月底再次见到张玉凤时，请求张安排她见毛主席。毛听到孟的不幸遭遇后感到伤感，立刻给她“平了反”，让她留在自己身边。江青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三

　　9月下旬，江和她的同伙们突然之间时来运转。不知是什么原因，毛决定让他的侄子毛远新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代替王海容和南希·唐。毛显然只是想念远新，还记得自己曾热情地照顾过这位孤儿，毛远新是江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对此毫不掩饰。

　　“左派”们又恢复了元气。他们通过毛钟爱的侄子，开始加紧步伐让主席反邓。“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远新对他的伯父轻声说道，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他接着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这种诱导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最终转向了。他变得焦躁，开始对邓小平心怀不满。在毛的要求下，政治局委员们开始批评这位对江青不屑一顾的人，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只允许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和分管外事工作。北京的清华大学开展了一场特别猛烈的“批邓运动”。

　　就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逝世。许多人对他的去世感到悲伤。

　　1月11日，总理的灵车在北京居民悲伤的痛哭声中驶向革命公墓。那天，每个冒着严寒来到中央大道长安街的人——共有一百多万人——一辈子都会记得那辆载着敬爱的周走向永恒的蓝白巴士。

　　城里很快传遍了谣言，说总理受到了仇恨他的“左派”们的迫害。上海的报纸《文汇报》暗示周一直是一个“走资派”。在这一暗示发生后的3月份，这些谣言就更多了。南京很快出现了大字报和传单，号召人民抗议。抗议很快就蔓延到了北京，人们开始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鲜花和花圈以悼念周。

　　这种自发的行动持续了两个星期。到了4月4日这个传统中悼念死者的日子，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人们义愤填膺，到处都是口号声：“誓死捍卫周总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万岁!”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许多人唱起了《国际歌》。

　　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害怕不受控制的群众运动。江青的对手们竟然也担忧。因此，双方在4月4日晚上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一致做出决议，镇压这种未经批准的集会。“一小撮坏人写标语，有些直接攻击毛主席，”华国锋说，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已经担任了代总理，“还有许多人攻击党中央。”

　　4月5日，警察被派出来镇压示威者，江青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对和平示威的人群的镇压。

　　毛通过远新“客观地”了解到这件事后，也支持镇压这个“反革命暴乱”。远新把所有这些群众示威的责任都归咎于邓小平，伟大领袖听完侄子的汇报后下定了决心。“士气大振。好，好，好。”毛随后下达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同时任命55岁的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个星期后，已经说不出话来的毛给他的最后一位接班人写了下面的话：“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江和激进分子们兴高采烈，大多数北京人却十分悲伤，人们开始在家里的窗台上摆放小瓶子以表示无声的抗议。这是因为邓小平名字中的“平”字与“小瓶子”的“瓶”字发音相同，而“窗台”这个词中的“台”字也可以被理解成“台上”。通过这一举动，“四人帮”的反对者们表达了他们的意愿：“邓小平还在台上!”

　　在这种情况下，“批邓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大多数干部只是在走过场。

（摘自《毛泽东传（下）》　文/ [俄] 亚历山大·潘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