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当政的时代，正是战国群雄征伐最为激烈的时代。昭襄王将“法”与“术”和“势”结合，使自己手中的秦国成为战国现实政治的典范，也使得秦国统一天下成为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登上王位的？他继位时，秦国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前半生活在宣太后阴影中的秦昭襄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远攻近交和远交近攻战略之间，他是如何自由变换的？他又给自己的曾孙始皇帝嬴政留下了怎样的雄霸列国的基业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奠定一统六国基石的秦昭襄王（上）。

公元前325年四月初四，即位已经13年的秦国国君嬴驷举行盛大仪式，会见魏、韩两国君主，同时来朝的，还有众多西戎的小君主和各国使臣。典礼上，秦国继齐、魏之后，也采用了王号，惠文君嬴驷成了秦国的第一个王。而未来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秦昭襄王，当时还是个婴儿，称呼还是公子嬴稷。

嬴稷出生于父亲志得意满的时刻。十几年来，秦惠文王承袭秦孝公、商鞅的战略方针，连年伐魏，迫使魏国向东迁徙，让秦国得以“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公元前332年，魏国献出了阴晋地区向秦国求和。此地自古是秦晋之间的要地，南毗秦岭，北临渭水，东向则为三晋之一的魏，西向则为秦。将近60年前，名将吴起麾下的魏国战士正是在这里以少胜多大破秦军，成就了魏国的霸业，如今时移世易，不得不拱手献给秦人了，秦国随即将这里改名为“宁秦”。从“阴晋”到“宁秦”，地名的转换，向天下昭示着魏国的没落和秦国的兴起。

秦人的胃口并不满足于阴晋一邑。第二年，秦国又发兵两路大举伐魏，一路由绰号“智囊”的樗里疾率领，出函谷关攻取魏国的名城曲沃;另一路由名将公孙衍率领，与魏军主力决战，大战的结果是秦国获得大胜，“斩首八万”，魏国西境边防的精锐被秦国消灭了。

公元前330年，魏国把河西地区献给秦国;公元前328年，秦国又在张仪的策划下将上郡十五县全部揽入怀中。至此，“河西滨洛之地”都被秦国获得。与此同时，秦国也加紧对西北边境义渠国的攻击，到前327年，义渠王向秦称臣。

公元前326年12月腊日，秦国在龙门初次举行“腊”礼。自孝公元年立志奋发图强，至此35年，“诸侯卑秦”，将其看作戎狄的岁月毕竟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将要开始的是秦国“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的日子。

称王后，秦惠文王的主要对手，开始从魏国一国转为天下各国。公元前318年，以韩、魏、赵三晋联军为主力发动了“五国伐秦”之役，这是战国时代第一次“合纵”。秦人虽被趁势偷袭的义渠族在背后打败，却坚守住了函谷关，又东出追击三晋的退兵，再次取得大胜。此后秦国连年发动进攻，终于迫使韩、魏屈从。

在五国伐秦之役结束，对韩、魏的战争尚未开始之际，秦国的另一件大事是并吞巴蜀。《史记·张仪列传》详细记载了秦国宫廷的决策过程——

张仪认为，韩国所在的中原腹地，毗邻周王室，是“天下之市朝”，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所以应当先暂时和魏、楚交好，全力进攻韩国，进而“据九鼎，索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名将司马错则认为，攻韩，徒得虚名而无益于实际，蜀国富裕而政治混乱，不如先行灭蜀，既“得其地”，“取其财”，还可以为攻楚做准备，同时又有禁暴止乱之名，“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秦惠文王认为可行，于是起兵攻灭巴蜀，得到了这个富庶的粮仓。《史记》中说：“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虽然秦国一直被视为贪得无厌的“虎狼之国”，不过，要在攫取“实”利的同时仍然猎取嘉“名”，一举而名实兼得，却也是秦人相沿已久的行事风格。北宋时曾发现战国时代中期的石刻《诅楚文》，今人多认为此文作于楚怀王大举攻秦，秦人兴兵反击之际。文章先追述秦穆公、楚成王时代戮力同心，两国就像一家人的史实，随后谴责当今楚王暴虐无道，犯有像商纣王那样的罪过，竟然“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刬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如今又“悉兴其众”进逼秦国，“将欲复其凶迹”，因此要请求皇天上帝大显威灵，帮助秦人击败楚军。

公元前312年，秦楚双雄在丹阳、蓝田等地的大战，是两国盛衰的转折点。战争的发动，本是由于张仪以诡计欺骗楚怀王，可是若只读《诅楚文》，却似乎是秦国处处占理。战争的结局，果然也是秦人名实兼得，双管齐下，以武力和诈术并施的手段击破楚国，取地六百里，设立了汉中郡。

对“名”与“实”关系的把握，既是战国诸子时有涉及的思想课题，也是列国的王侯将相们在现实政治中日常处理的策略问题。秦人自商鞅变法以来，便深知名实相应、实至名归的道理，用后来韩非子的话来总结，便是王者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如鼓和鼓槌，车和马一般配合无间，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一种在杀伐不休、诈谋百出、瞬息万变的战国时势中养成的冷峻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少年嬴稷，默默地理解着周遭的现实，学习着这种观察、思考、实践的方式，虽然，此时他还只是秦宫中一个姬妾所生的普通公子，在现实中还没有留下丝毫属于自己的印记。

秦惠文王末年，秦人东望函谷关外，所看见的天下大势是：韩、魏衰弱，不得不与秦连横;燕国偏居北隅，实力较弱，而且刚刚发生过内乱，勉强复国，无力南顾;赵国在与秦国的几次战役中负多胜少，但实力尚强;楚国虽然刚刚被打败，然而毕竟是家底丰厚的大国;齐国则是春秋以来的强国，与秦国东西并峙，夹持中原。

秦国自身，经过秦孝公、秦惠文王两代的经营，时而蚕食，时而鲸吞，得到了大片领土。荀子曾总结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意思是，吞并某地比较容易，但稳固这里却很难，也就是我们通俗理解的“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秦人稳固一地的方法是在新得的土地上设“郡”，从三晋得到的河西郡、上郡，从楚得到的汉中郡，向西南开拓的蜀郡、巴郡，这些领土，或者占有地利天险，或者民众殷富，或属名都大邑，成为秦继续推进的跳板。东方诸侯，面对如此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秦国，已经开始感到了西北风疾吹而来的巨大恐惧。

公元前311年，在位27年、称王14年的秦惠文王死去，太子嬴荡即位，是为秦武王。武王初掌政权，立刻逐走对秦有大功、前一年还为秦平定蜀郡变乱的张仪，改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秦国政坛的人事变动，与国策的变化相关联。武王一心想“车通三川，以窥周室”，去古老周王朝的权力中心宣示自己的威严。

据考证，秦国新任的两位丞相，此时都为武王的这一野心而奔走。樗里疾负责外交，带着一百辆兵车出访周地，探听虚实;甘茂负责军事，联合魏国军队攻击韩国重镇宜阳，打通去周都的路途。宜阳是韩国经营多年的大城，易守难攻，秦军长期围城攻城，伤亡惨重，后来骁勇的秦国士兵竟厌战到“三鼓而不上”。甘茂将宜阳的外城辟为墓地，宣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又拿出自己的私财赏赐战士，终于在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下宜阳，将韩国的国土截为两段。韩国自此如同被秦人扼住咽喉一般难以喘息，不能自主，秦“灭人家国”的野心显露无遗。

这件震动天下的大事发生时，公子嬴稷正在偏僻的燕国充当人质。他自小的玩伴、母亲芈八子的亲族向寿，此刻正在甘茂军中服役，任右将;另一位母家的亲族，芈八子的同母异父弟弟魏冉，也在武王宫廷中任事。相比起更接近权力中枢的他们，咸阳的庙堂风云，中原的战场金鼓，似乎距离嬴稷都很遥远。然而，世事的无常变幻，即将把他推向历史的前台。

公元前307年8月，刚刚实现了自己一生梦想，来到周都王城的秦武王嬴荡暴死，历史记载是因为和力士孟说比赛举鼎，力有不足，折断了自己的腿骨，因伤致命。武王死时不过23岁，身后没有留下子嗣。秦惠文王的诸多公子中，哪一位来继承？解答这一问题的，是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人——赵国的武灵王。《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令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返回秦国后，公子嬴稷登上了秦国的君位。这一年，他19岁。公元前306年，成了秦昭襄王元年。

昭襄王即位后一段时间内，惠文王的诸位公子对于这位小兄弟并未心悦诚服。秦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迁延数年，相当激烈。正在对魏国作战前线的丞相甘茂，竟然因为害怕政治斗争危及自己，临阵脱逃跑到了齐国。前305年，担任庶长，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公子壮在惠文王后、武王后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自称“季君”。在这个关键时刻，昭襄王娘舅魏冉的作用显现了出来。他此时正任将军守卫咸阳，领兵诛杀了公子壮和惠文后，将武王后逐回娘家魏国，又将昭襄王“诸兄弟不善者”全部杀掉。骨肉之间争权夺利以至白刃相见，战国时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再也不会像《左传》里所记载的春秋时代那样遣使责难甚至发兵来讨伐了。

在昭襄王初年的政治斗争中涌现的秦国政界新星，除了魏冉，便是昭襄王儿时的玩伴，少则同衣，长则同车，甚至可以披着昭襄王的衣服跟昭襄王一起听大臣汇报政事的向寿。此时，惠文朝的老臣樗里疾只是空有丞相之名，为的是镇定中枢，实际管事的是魏冉和向寿，两人都是昭襄王母亲宣太后的亲族。

秦国的朝政逐渐稳定下来后，不知是否因为宣太后出身楚国的缘故，在一段时期内秦楚之间出现了亲善的局面。先是从楚国为昭襄王迎娶了王后，又与楚怀王在黄棘会盟，把上庸还给楚国。这种友好的另一面，便是秦国急攻韩、魏，连续夺取了魏国的蒲坂、阳晋、封陵，然后又夺取了韩国的武遂，迫使两国国君在公元前302年入秦朝见。

初登王位的昭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吕氏春秋·不侵》和《战国策·齐策》都记载了一个故事：昭襄王初年，齐国的孟尝君田文策划发动各国合纵攻秦，先派公孙弘去秦国拜见昭襄王打探情况。昭襄王故意装作孤陋寡闻，仿佛不知道孟尝君已经当上了齐国丞相一样问公孙弘：“孟尝君的封邑薛大小如何？”公孙弘回答：“幅员百里。”昭襄王大笑说：“寡人的国家，纵横数千里，尚且不敢自作高明。孟尝君的土地这么少，为何敢来为难我呢？”公孙弘于是讲了一番孟尝君如何能“得士”的议论，表示孟尝君门下有上士三人，中士五人，还有出使大国、宁愿自杀而义不受辱的下士七人，自己就是这七人之一。昭襄王于是笑着说：“先生何必如此。我很愿意与孟尝君亲善，你回去后请代我向他致意。”

先秦的这一类故事，虚虚实实，多为战国游说之士造作，不过据今人考证，这个故事却可能是真实的。文辞中透露出的信息，公孙弘是典型的齐国策士，喜欢说大话，而一言不合，也敢于轻易拼上自家性命。以口舌而论，公孙弘似乎在这场小交锋中占了上风。不过，他所担负的根本任务——窥测昭襄王的为人，却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昭襄王轻描淡写地开了一个玩笑又加以化解，便摸清对方的底蕴，自己却显得高深难测。此后几十年间，这种灵活而诡谲的风格，关东列国的君臣将会慢慢领教。

公元前303年，当秦兵正在韩、魏取得胜利，赵国正在忙于攻打中山，齐国正在讨伐楚国之时，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彗星。这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如扫帚一般辉耀于夜晚的天际。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天下将要大变的征象。第二年，正在秦国当人质，后来成为楚顷襄王的太子熊横，竟然在私斗中杀了秦国的大夫，逃回楚国。秦楚之交由此破裂。再下一年，年老的齐宣王病死，齐湣王即位，国政尽由孟尝君执掌。秦昭襄王的几位新对手，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秦楚决裂，秦人先是坐视齐、韩、魏的联军渡过楚国重兵防守的沘水，大破楚军，继而趁机伐楚，也在重丘、新城击破楚军。楚国在此役丢失了方城以北的膏腴之地，国力大挫。秦楚交恶的同时，秦与齐的关系密切起来。秦国把昭襄王的同母弟弟，也就是宣太后芈月的另一个儿子泾阳君派去齐国为人质，又将当时名动天下的齐国丞相孟尝君请入秦国，接替病逝的丞相樗里疾。

孟尝君任秦国丞相一年，并没有留下什么业绩，却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爱才，人称门客三千。入秦时，他就带了众多门客来到咸阳。见到秦昭襄王后，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色的狐狸皮袍子作为见面礼，昭襄王很是喜欢，把袍子收藏起来。

后来，孟尝君发现，昭襄王根本是想软禁他，不想让他回齐国，于是请昭襄王的宠妃帮忙让自己逃离秦国，那位妃子说：“这不难，但是我要一件白色狐皮袍。”

孟尝君为难了，仅有的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来第二件呢？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当天夜里，这个门客从狗洞潜入秦王宫，被护卫发现后，这个门客赶紧模仿狗叫声，护卫以为是宫里养的狗，未加怀疑。于是这个门客盗出了那件白色狐皮袍送给秦王的爱妃，孟尝君在那位宠妃的帮助下，急忙带领门客连夜逃离秦国。

半夜时分他们逃到秦国边界的函谷关。这关口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出入，如果等到那时候，一旦秦王发现孟尝君逃走了，很可能派兵追赶到这里。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有个门客学起了公鸡叫。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孟尝君等人顺利出了关。等到秦昭王派人追到函谷关时，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已经走远了。

那么，当政四十余年的秦昭襄王为什么会废掉自己的母亲宣太后和魏冉等秦国四贵？远攻近交和远交近攻战略之间，他是如何变换的？他又给自己的曾孙始皇帝嬴政留下了怎样的雄霸列国的基业呢？档案揭秘，明天李涵继续为您讲述：奠定一统六国基石的秦昭襄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