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他在新诗、戏剧创作，在古文字、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均有重大贡献。日常生活中的郭沫若又是怎样的呢？

　　人格风范

　　郭沫若天赋很高，又勤奋治学。跟他同在日本留学的钱潮回忆说：“大学时代的沫若，给我留下了永磨不灭的印象是好学深思。福冈是九州岛上的大都市，犬马声色，比比皆是，沫若从不问津。星期日，除了读书、上图书馆，最大的休息就是逛旧书店。一个月官费生有四十三块银元的补助，在他是很拮据的，但郭沫若还要从中挤出一点钱来选购图书。当时我经常到他家，在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满墙遍角都堆满了书，因为书占了矮桌太多地盘，只好挨在桌角就餐。”

　　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尽管上了年纪，又要处理繁杂的事务，但依然勤学不倦。中国科学院的同事在他逝世后的怀念文章中写到：“到他家里去作客的人都知道，即使在他高龄的时候，也是饭后就握笔写作。这使许多青年人愧叹不如。” 秘书王廷芳回忆说，郭沫若往往在厕所里一蹲就是半天。有一次出国，赶机时间不多了，工作人员去厕所叫他，发现他正拿着一本《楚辞》在飞快地写着什么，他的《屈原赋今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郭沫若不仅勤勉，还从国家亟需人才的高度，关心着青年的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回忆说：“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同志写信或寄稿子给他，对他的学术见解提出不同看法，他都亲自批阅，写得好的稿子他还推荐给报刊发表……历史所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写了一篇颇有创新见解的文章给一个学术刊物，当这个学术刊物退稿后，他直接寄给了郭老。郭老帮他改正错别字，并推荐给《历史研究》，于一九六四年第五六期合刊号上发表了。”

　　郭沫若还接待过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访者——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一名学生，对他研究出来的《公元干支互查盘》、《公元回历速查盘》、《中国历史纪年速查表》等多种历法互查工具给予了肯定，并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一起建议教育部将他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1963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就读的曲信先，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整天钻在图书馆里看古罗马的历史，完成了话剧剧本《斯巴达克斯》，写在又粗又黑的纸上，通过同学郭庶英（郭沫若的女儿）带给郭沫若看。一个星期之后，郭沫若退回剧本。全剧共改动72处之多，有一个地方郭沫若改后认为不妥，又改了回来。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曲信先转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于青年的成才，郭沫若不但尽可能给予支持，还根据青年自身的特点，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学术道路。这些都体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风范。

　　可亲长者

　　老舍说郭沫若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的，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逝世后，长期与他共事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写文章悼念说：“郭老为人平易近人，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科学、文化领域里的同志们，景仰郭老如泰山北斗；现今一旦失去了尊敬的前辈和良师，感到非常悲痛。”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在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回忆说：“郭老的作风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凡有事要向他请示，需要请他出场和帮助，无不随约随定，有求必应，鼎力相助。与人相处，充满人情味，既可敬又可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对于郭沫若的平易近人，也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我们中间，不论是与老专家或青年同志讲话，总是像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古器物的鉴定、古文字的释义、重要史实的考订、历史人物的评价、古籍的整理等等。”

　　“平易近人”、“充满人情味”、“非常亲切”，不仅郭沫若的同事这么说，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这么说。

　　著名文学家、文物学家王冶秋自青年时代起，就常常阅读郭沫若的著作，每每为之心潮澎湃。抗战时期，王冶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个被人遗忘的歌者》，提到了戚继光的《凯歌》。此时郭沫若正搜集有关戚继光的史料，看到此文后主动写信给王冶秋，虚心请教相关问题。王冶秋以为郭沫若也许难以亲近，当他去郭沫若家里见面后，说：“不易亲近的想法，完全打碎了。和蔼可亲，一见面丝毫不感到生疏。从前觉得郭先生是锋芒毕露的人，而见到的却是一位温和的长者。”

1940年，孩子剧团跟郭沫若一起住在重庆的全家院子，郭沫若很快就跟这群孩子成了好朋友。孩子剧团的成员回忆说：“郭老谦虚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他眼前，一点不感到拘束。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玩，他正在翻阅一本甲骨文刻本，他就教我们怎样辨认甲骨文。有时我们向他请教古曲诗句，他也耐心地给我们讲解。那时，我们每人只有一点生活补助费。

有了零用钱，我们就爱买炒熟了的‘铁蚕豆’吃，一边吃，一边用它玩‘弹豆子’。有一回，郭老也和我们一起玩，他还指着秋夜的星空，给我们讲天上有多少星星，它们距离我们有多远，还给我们讲述银河是怎么回事，揭示宇宙的秘密。一个孩子问：‘郭先生，人怎么会分男女呢？’郭老从染色体的多少，讲到生命的起源，打破我们对科学的神秘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在北京荣宝斋工作的侯恺回忆说：“如果你以为郭老这位学识渊博、社会声望极高的文人高不可攀的话，那就错了。他在生活上，与人交往方面，尤其对文化艺术界我们这些晚辈小子，是从不拘泥小节的。只要有他在场，气氛总是非常活跃。遇上寡言少笑或者显得拘谨的人，他就寻找话题使对方欢快起来；或者接着对方的话茬，讲个历史掌故引人发笑，还常常寓教于谈笑之中。”

郭沫若不仅平易近人，还真心爱护着身边的朋友和下属。老舍喜欢喝酒，郭沫若常常劝诫他。想起这些事情，老舍满怀感念：“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象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好多次了，我看见他这样规劝别人——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

当孩子剧团与郭老同住一个院子时，“院子里有农家的草垛，大家就倚着草垛，或者把稻草铺在地上睡。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他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我们被夜露寒气冻着了。”

　　郭沫若八十多岁时，值班人晚上睡在郭沫若卧室外的折叠床上。他们担心自己半夜睡熟了照顾不到郭沫若，就在暖气木罩上安了一个小电铃，铃线连在郭沫若的床头灯开关上。郭沫若耳聋，听不见铃声。他一起床，值班人就能醒来。为了不影响值班人的休息，他每次起床都轻手轻脚。但令他奇怪的是，每次值班人员都会来帮他。经过询问，他知道是小电铃在作怪，后来起床就不开灯了。多年过去了，值班人员仍然深情地讲着这个故事，诉说着郭沫若对他们的关爱。

　　简单生活

　　郭沫若故居院中的影壁墙上有毛泽东手书的“艰苦朴素”四个大字，这是郭沫若夫妇特意选出请人临摹在墙上的。艰苦朴素也是郭沫若长期以来保持的生活作风。但艰苦朴素的他，却能慷慨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收入捐给国家。

　　在日本期间，郭沫若手头不宽裕，过着简朴的生活，甚至“没穿过袜子”。有次他出席文艺聚会，“和青年们交谈，答复人家的问题。接着在那里吃便饭，他讲得多，吃得慢，还有半碗饭，可是桌上没有菜了，只剩大半碗汤。我们要去添菜，他不肯，就把那半碗汤倒进自己的饭碗里，草草算是吃饱了。”生活如此艰苦的他，对待朋友却很慷慨。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首次公演，没有经费，从一个书店即将寄给在东京的郭沫若的版税中，抽调200元作为演出费。郭沫若知道后，写信给剧社说，这200元就算我买下你们的戏票，分请无产者看戏吧。

　　抗战期间，郭沫若跟大多数文人一样，生活依然很艰苦，“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尽管如此，郭沫若却常常照顾比他更穷的文人。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沫若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家里吃饭。”郭沫若在重庆所住的天官府寓所成为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北京荣宝斋的侯恺回忆道：“郭老的衣着饮食很普通，从没有见他有过豪华的穿戴，即使出国访问，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也都是身着制服。夏季我们一般都爱穿双凉鞋，他却常穿双布鞋。老年人穿布鞋轻软，可是在大热的季节里确实不舒服，他就把旧布鞋剜几个窟窿，他说‘这更轻便凉爽’。他在饮食方面也从不挑剔，我曾碰到过他在家里吃饭，简单极了。可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却关心备至，时不时地邀我到四川饭店吃饭。”

　　郭沫若的女儿们说：“爸爸平时的衣着很朴素。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对襟的蓝色棉袄，扣绊已经磨断了。平英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要平英用线帮他缝好。但医院里一时找不到深色的细线，只有白的。平英便扯了一段白线，用蓝墨水染过，跪在爸爸的膝前，把扣绊缝起来。”就这件棉袄，一直穿到郭沫若去世。 “父亲的饮食很节俭，家里的厨师有很好的厨艺，他们为了展示厨艺，只取菜的精华，许多可食的部分都被摘取掉了。一次父亲在休息时漫步到厨房，看到丢掉的菜叶太多，觉得可惜了，便弯下身从桶里捡起一些菜叶，告诉厨师说‘这些都还能吃嘛！’”

　　郭沫若自己生活得如此节俭，却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上。1952年，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50年代，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自己的版税收入。1964年，郭沫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组，说明自己有18万余元的存款，将其中15万元交给组织处理，并告诉秘书，以后所写稿件不收稿费，寄来的稿费都要原数退还。这些捐出的稿费，后来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