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段

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回来。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四十里路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五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曾与李德两个人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猬集一处，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摔手榴弹，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只好撤退。

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还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约三个多师消灭。以后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终于把敌人阻止住了。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四十里。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这是很失策的。这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发生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

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错误，就是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就是不帮助十九路军，能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

自五次战役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聊以解嘲自慰。一个月就行了二十八天的军，真是劳累已极，使主力疲于奔命。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的进攻，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作为苏区的大门来拼命，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昌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十一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十华里，沿着旴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前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

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旴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作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已架之桥梁，转移到右岸前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滚”了十八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四华里，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古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划脚，搞了十八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

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们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给你们看看。九个师对敌人十一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和远武器——炮兵，我们这样的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

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而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一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以及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

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开火，这就完仝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伤亡四千多，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一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休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我军自己的元气也受到相当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毫无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从此来转变敌我形势。

正如毛主席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第五阶段

第五阶段就是西线掩护战。驿前战斗失利后，就变成了西线掩护战。因为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当时更威胁我们的就是西线。西线就是兴国，那时只有陈毅司令带着地方部队和第六师阻止着周浑元纵队，力量比较单薄。驿前战斗后，五军团十三师就到西线增援第六师。以后一军团在高兴圩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下五军团在那里与敌人对峙。敌人每打一个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马路，就象前面一个乌龟壳、后面一条尾巴似的。我们在这里和敌人共对峙了几个月。以后，就退到兴国以南，准备长征。本来在西线掩护战时，就应提出准备长征，但那时没有搞，仍只是提出击破敌人等老一套的办法。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一直打到底也没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处于被动。教条主义者的理论就是：“由战斗的胜利开展战役的胜利，由战役的胜利开展战略的胜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我们说：主要是搞好战略指导，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以一定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略上的任务。即使某一个战役打不好，也无关大局。但是教条主义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长的战术技术动作。李德这个人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他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讲班进攻，讲短促突击，他就是搞图上作业比较熟悉，其实完全是外行、空洞的家伙。

遵义会议的胜利

导读

遵义会议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事先作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就看到不对头，在行军过程中又看到这些情况，所以写了一个东西，预备了一下，在长征过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酝酿。在下面，大家也对领导上有一些意见，因为客观事实就是中央苏区丢掉了，长征中红军削弱了，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到遵义休息了十二天，就把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军事路线，从五次反“围剿”失败搞起一直到长征，把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保守主义、退却逃跑等问题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最后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跃了。

为什么在遵义能休息这么久？因为我们过了乌江打遵义的时候，二、六军团打了很多胜仗，牵制了湖南的敌人，在战略上起到掩护我们的作用。二、六军团一出桃源，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把张振汉捉到了，直接威胁常德。同时，我们到遵义后，敌人估计我们可能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因为他们看到六军团是这样走的。周、薛纵队就在芷江、洪江严阵以待，准备打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遵义休息了这么久。后来敌人看到我们没回头，他才进贵州。这时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合不了，只有想办法与四方面军会合。本来这也是好机会。

四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是打了胜仗的，把刘湘的六路进攻都粉碎了，是一个胜利之师，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央要他们第一步控制嘉陵江，来接应我们。我们亦开始准备北进，打算在宜宾、泸州之间过长江，而后再过嘉陵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可是我们从遵义出来到桐梓，发现敌人有准备，潘文华指挥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在沿江两岸布了防、筑了工事，并从松坎出来一支兵（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追我们，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得很好。北进不可能，后来追兵又来了，仗又没有打好，怎么办？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这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这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北进不成，只有在贵州附近打圈子，建立川滇黔苏维埃根据地。

从仁怀过茅台河向西北走，敌人以为我们要向四川去，薛岳指挥的部队赶快沿着通四川的长江边堵我们、追我们，结果我们沿着茅台北面到了太平渡，又过赤水河转了回来，从鸭溪、枫香坝插过来，到乌江渡河，直插贵阳附近。那时蒋介石自己在贵阳，一看我们来了，很恐慌，赶快调滇军守贵阳。那时毛主席说：如果他把云南敌人调出来，调到贵阳，甚至出来一点，我们就胜利了。

结果正合我们计算，滇军一直进到贵阳东的龙里县。我们就乘机从霓儿关插下去，把滇军甩到贵阳一带。迈开大步，顺着贵阳的大道走路，一天一百多里，直到昆明附近。中间只是在黄泥河附近碰到了滇军一些部队，打了一仗，其他没有打什么仗。龙云把民团集中起来守城，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把地主武装都搞掉了，把昆明东北将近十几个县城都打开了。这样一来，对龙云的威胁很大，他就赶快把孙度纵队调回来追我们，等追到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昆明的北面。这一仗完全是走出来的，一直走到金沙江边。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时没有办法建立根据地，既使在贵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也离进入抗日前线的中心过远。所以就走出一个“战役”来，把四川薛岳的部队甩到后面，把云南的敌人引出来，过河以后又甩掉了。这个“战役”是很伟大的，既达到了战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战略的任务。这就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