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一、生平简介
赵之谦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44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其书法初师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书，笔致婉转圆通，人称“魏底颜面”；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别具一格，亦能以魏碑体势作行草书。赵之谦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参以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变，意境清新的独特风貌，并创阳文边款，其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后人编辑出版画册、画集多种，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此外赵之谦撰有《张忠烈公年谱》，以编年的形式叙述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的一生。
二、收藏大家
藏书秘册甚多。家有藏书楼为“二金蝶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藏书印有“赵之谦”、“二金蝶堂藏书”、“为五斗米折腰”、“鹤庐”、“二金蝶堂双钩两汉刻石之记”等。据藏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简称《鹤斋丛书》），6集，38种，所首经说、杂史、金石、笔记等，都是篇幅短小的罕传之书。其中《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书，为当时最新的历史记载。性狂放，善画写意花卉，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书学二王及颜体，创造出沉雄朴厚的独特风格。又精于纂刻，印文浑朴厚劲。善诗文。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补环宇碑访录》、《勇庐闲话》、《二金蜨堂印存》、《辑雅堂诗话》、《梅庵集》、《悲庵居士诗膡》等。
三、书法生涯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赵之谦处于此时此境，以其性格，绝不甘落人之后，凭其才能，亦必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赵之谦避走温州后，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模，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在他赴京之后，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35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
赵之谦逐步地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而此一年前，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他弃颜入魏，一发而不可止。37岁时，致胡培系（子继）函中述道：“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道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 。张纶英善北碑，以郑道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
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峄山碑》册时写道：“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
赵之谦34岁临《峄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进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出双钩之法 ，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皆稀见刻石残字。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勤矣！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入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
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有同出一辙者，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5岁时，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还依然颜面，而在一个月之后为子莼作行书八言联：“春云乍阴，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则开始疏远“颜风”了，在十月作篆书四言联为魏稼孙补款时，则字形由长方变方扁，虽然点划还未完全脱离“颜风”，而已由量变开始质变。36岁之后此种颜体行书便再不复作。37岁前后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多牵强之处，其自评之“起讫不干净”5字病，在这一时期可以明显看得出，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众所周知，赵之谦北魏风行书是其独创，前无古人。邓石如开北魏书风气，而其行草则不作中锋行笔，而用卷锋，裹笔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则未脱唐人风范。唯有赵之谦，始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因此，它没有前人所遗留下的“参照物”，而且由于北魏书独特的用笔方法：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对此，赵首先是在“文稿”小行书，或者说小字落款中得以解决。40岁前后的款书已经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而行笔已无不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行书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书、篆书以及隶书，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岁以后，心手双畅，已能随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从笔驱毫，挥洒自如。赵之谦曾自称：“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而忽略其它书体，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赵之谦北魏书”，而不予以区别。大凡有成之书家，必自正书入，而以行书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书法，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更是注重行书作品。尽管赵以北碑名世，传世仍以行书为多。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
一个人的书风，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具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从中年草书《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观之，浑厚质朴中见飘逸，亦全出自北魏笔法。
四、绘画生涯
知前人到处 到前人未到处—赵之谦绘画
曾见赵之谦与任熊（渭长）（1823～1857年）合作之画。如果我们将赵之谦31岁所作的《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物馆藏）和《为英叔花卉图册十四开》（故宫博物院藏）与任熊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一百二十开》（故宫博物院藏）和作于大碧山馆的《花卉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相比，不难发现两者的诸多共同之处。牡丹等花卉的画法几乎一样。勾勒后设色，方法也相同。各种花卉绵密穿插，布置大开大合也非常相近。两人的绘画技法、绘画观念是相通的。赵在《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中题道:“任渭长死，吾谁与语。”两人都是浙江人，且有共通的友人—大碧山馆主人丁文蔚（字蓝叔，1827～1890年）。丁与任是同乡，皆为萧山人。丁与赵曾结拜为兄弟，丁蓝叔长于诗，也擅长书画，与任、赵有同好，画风也相近，由此也可知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推想，赵早年或受过任的影响，曾一起作画，互论画理。
对古典绘画用功
从他的画中题款，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取法的画家有：吴镇、李鱓、张彦、马元驭、恽寿平、张敝、王武、蒋廷锡、陈洪绶、寄尘、李方膺、徐渭、邹一桂、周之冕、陆治、石涛、边寿民、王蒙、钱载、王宸、沈襄等等。这其中，提及最多的当是李鳝，其次是恽寿平、徐渭等。
清代早些时候花鸟画，以恽南田为代表，研求没骨法，上追北宋徐崇嗣画风，设色典雅明丽，开时代新风。一时形成“南田派”。“扬州八怪”出，一洗南田派末流纤弱风气，以写意法作画，气势恢宏。他们学习徐青藤、陈白阳以及八大山人，以书入画，追求书写效果，重其神而轻其形，一时间在民间广为流行。“扬州八怪”之后，写意画也趋颓势。至道光年间，画界相当沉寂。赵之谦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他在大约同治元年（34岁）时为又溪作行书四屏，其中一屏录10岁时的诗句，称:“此仆十岁题指画《松月生凉图》句也。”据此可知赵在少时便用功于绘画。从他传世画作观，他曾对恽南田的没骨画法用功极深。他的勾线、设色及写生造型能力都非常好，评者称其“青年时习恽寿平画法”。
但赵之谦更长于分析综合，他把恽南田的没骨画法与“扬州八怪”的写意画法相结合。特别是汲取李复堂（鳝）小写意的手法，以“南田”设色出之。将清代两大花鸟画流派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风格。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运用各体字体题款，长于诗文韵语，这也是他高出其他清末画家，成为绘画巨匠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典范。
综观赵的传世画作，最令人赞叹的就是他的绘画题材，画前人所未画。33岁时为避战乱而客居温州一带，在那儿见到了新奇的花卉和海产品，他将所见一一写入画中，从而大大开拓了绘画的题材。他的《异鱼图》、《瓯中物产卷》、《瓯中草木图四屏》等等，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由于他高超的艺术成就，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家们，特别是吴昌硕等新一代受赵之谦影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流派—海派绘画。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写道:“会稽撝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事实上，赵之谦的影响不只限于海上，齐白石、陈师曾等北派巨匠们也一样受过他的影响。
五、篆刻生涯
不以印传 盛年息刀—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篆刻
（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相见之初，互赠诗稿，赵为作书画。之后，一起探讨印论，并请赵为其刻印。赵之谦精于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传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孙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稼孙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且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能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为自己，为魏稼孙，也为付节子等好友们刻。其次，二人探讨印论时，魏稼孙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激起了赵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云:“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本来就不服输，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创新欲望，应该说与魏稼孙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个关键性契机。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3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30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大批量的精心创作，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补充《二金蝶堂印谱》，另外一个原因，是篆刻前辈吴让之的存在和刺激。
与吴让之交谊
（1799～1870年）长赵之谦30岁，是当时惟一的前辈篆刻巨匠。魏稼孙在决定编《二金蝶堂印谱》之初，便拟请吴作序。癸亥夏秋之际，魏专程到泰州访吴让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吴应请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赵之谦得印谱序后，以为吴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如想象那么高，仅称自己“已入完翁室”。这对赵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
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
约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35岁刻的《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之谦》连珠印，《二金蝶堂藏书》等等，是其中精品。
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此类以汉印为蓝本的作品是这个时期赵之谦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35岁刻的《赵之谦印》，36岁刻的《吴潘祖荫章》等等，皆为此类精品。
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华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是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35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
35岁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沉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莱子侯刻石》为形式，以篆书为形体，追求古拙浑厚，启吴昌硕印风之萌。《灵寿华馆》（款称法啶君开褒斜道碑）等印是为同类。
34岁刻的《锡曾审定》，继31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35岁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师法秦印，强调刀笔并重，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现代。在此之前的所谓“师法秦汉”，是只师法汉印而已。这种实践，为吴昌硕及以后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发现的《灵寿华馆所藏金石记》属于此类。37岁之后直至44岁的8年间
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刻的《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70方。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
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赵的江西任上同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六、作品赏析
在晚清的艺坛上，出了一个书画篆刻都使人为之耳目一新的全能大师，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赵之谦。在书法上，赵之谦不仅精于隶书、楷书，并且对于篆书和行书也极擅胜场。有意思的是，他在《与梦醒书》中却对自己的各体书法作出了这样的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这除了隐约表示了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有些自谦。但事实又怎样呢？单就他的行书来看，其实造诣是很高的。从整体着眼，他的行书笔墨腴润，风致潇洒，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创新”一面，又有着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从俗”一面，可谓推陈出新、雅俗共赏。
现藏日本的《吴镇诗》一帖，堪称他的行书代表作之一。作为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来说，在创作时既要有跌宕的风致，又要有翩翩的运笔技巧，然后才能得心应手，合情调于纸上。赵之谦在此帖中表现出来的用笔基调，无疑是扎实而又灵动的。说其扎实，无论是点画波磔，无论是提按顿挫，全都起讫分明，交待得清清楚楚，毫无含糊拖沓的地方，可见书写之时精神是很贯注的；说其灵动，落笔重时不浊不滞，落笔轻处血脉流贯，游丝掩映，又颇得得心应手之妙。至于用锋的偏正藏露，也是随机应变，交替互出，不主故常的。而在用笔上最有特色的，则更是表现在丰腴而不剩肉、清劲而不露骨上，这是《吴镇诗》中用笔难能可贵的地方。
再从结字来看，也是很具匠心的。在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精神绾结的中心，然后再由中心舒展四旁，这就是所谓的敛放。如“暮云多萧森”句，每一字的精神绾结处，差不多都凝聚在字心的中心偏上部分。当然这是就常规而言的，其中反其道而行之的地方也不少，于此可见其随机应变之妙了。作品中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如“爱”字的上密下疏，“澹”字的左疏右密，等等，也是较为典型的。因此造成了一种艺术上布白与留黑的强烈对比，茂密和疏朗的强烈对比。在用笔的轻重肥瘦方面，如果是左侧不足的便肥重其左侧，右侧不足的则肥重其右侧，其他上下内外等也多参用这一方法，如“风”字夸张其左垂撇，“钺”字夸张其“金”旁，于此颇见赵之谦的匠心独运。
在帖学渐衰、碑学兴起的时代，赵之谦不但在理论上加以阐发，为北碑盛行推波助澜，并以创新的北碑书法横扫了因帖学及馆阁体造成的媚弱书风，其功大焉。赵之谦北碑风貌的书法，在其四十岁前后已臻成熟。他取诸碑之长，领悟笔意，尤重精神气骨。
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
七、市场行情
赵之谦作品非常受收藏家的欢迎，尤其是日本和港台、东南亚地区的收藏家。他的作品传世不多，又不易临仿，买家感到放心，因而价格高而稳定。在香港市场，赵之谦的作品价格起点就比较高，1986年刚出售时就达到45000港元，1987年仅一幅扇面就达到4万港元。1989年仅出售过两幅作品，一幅是《隶书》四屏，达到20万港元；另一幅是《岁朝清福》横披，达到21万港元。1990年也仅见到两幅作品出售，一幅是《牡丹书法》扇面，38500港元，另一件是《花卉》四屏，一举达到352万港元。这件作品极其精美，四幅画中分别绘有牡丹、紫藤、桂花、梅花、色彩鲜丽、画面洋溢着一种喜气，引起购买者的极大兴趣，竞争十分激烈。这件作品创下了清代画家作品的最高售价记录。
赵之谦书法竹刻作品十分罕见，图册中所示之件系美国亚洲文化学院艺术中心文库（崇德宣印堂珍藏）。
赵之谦——书画篇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晚清海派六十家之一。
由于他高超的艺术成就，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家们，特别是吴昌硕等新一代受赵之谦影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流派—海派绘画。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写道:“会稽撝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事实上，赵之谦的影响不只限于海上，齐白石、陈师曾等北派巨匠们也受过他的影响。
富贵眉寿 镜片 设色纸本 同治戊辰（1868年）作 （2408万元，2010年4月上海恒利）
这幅《富贵眉寿图》，倘说其“艳”，便是“艳”得古，是“古丽”而非“浓丽”，加上“力足气厚”的用笔，真是潘天寿所说的“宏肆古丽”，这个词，是非常合适用来描述赵氏的花卉风格的。《富贵眉寿图》是件大横幅，在构图上很有气势，起笔从右上角开始，于左下角收势，形成对角的布局。题款在画的左上部，还钤有两方朱红小印，起到了压轴的作用。这种对角的构图法，在赵氏的大横幅画作中较多见。赵之谦是位篆刻大家，在印面章法的安排上有着非凡的能力，由印及画，他的绘画构图能力自然也不俗。其题款“富贵眉寿”四字作篆体，以篆、隶体题款，能使作品更富有金石气，这是赵氏后阶段花卉作品的又一特征。“力足气厚”也是此作的用笔特点，尤其是右边的梅花，虽然他自己说是用元人法为之，但在用笔上完全是得力于碑。如此宏幅巨制，又表现得如此元气淋漓，若没有碑质的线条，则断然是不行的。“力”的张扬，是赵氏此类大幅巨作的重要审美特征。这种大力，很少有人能表现，即便在徐渭、石涛的大写意画中也是少见，更不用说吴（昌硕）、齐（白石）等了。除了笔力过人，富贵眉寿的构图也有特色，枝干时而交错，时而分离，集密处与大块的留白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实出自于他的印章章法，也是他画梅花常采用的构图法。《富贵眉寿》是赵之谦传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不唯尺幅巨大，而且是他极具个人风貌的一件扛鼎之作。
大富贵 （694.4万元，2010年5月北京荣宝）
这件《牡丹图》是一幅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作品，其精美程度与大尺幅构图均为罕见。在此幅作品中，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线条把握精到，用笔干脆老辣，尤其所勾画的山石，粗放厚重，多富有“金石气”。画面中的花卉，枝叶繁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构图上突破前人窠臼更是一目了然，赵之谦往往喜欢把主要部分以及题款集中安置在画幅的上方，犹有八大山人之意趣。题款为“同治庚午三月，藕汀公祖大人正画。赵之谦。”在当时，“公祖”一词是对社会地位较高者的尊称。不难看出，这应是赵之谦的精品力作。画中的“藕汀”，即郭藕汀，为郭味渠的曾祖，与赵之谦交情深厚，同时喜藏书画。作为国花的牡丹是富贵的象征，作者以牡丹入画且馈赠多年好友，溢美之词透过画面展露无遗。
富贵图 横幅 甲申（1884年）作
牡丹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以秀石及盛开的牡丹花丛入画历来是画家喜爱的选题。赵之谦的这幅牡丹图充分反映了其敷色用笔的独特风格。湖石钩勒圆润谨劲。牡丹的描绘既用恽寿平没骨画法，又参以勾线填色之法，两种画法统一在凝重沉厚的笔法中。敷色善用红、黑、绿等重色，在对比中求协调，使画面浓丽热烈。笔墨坚实，色彩鲜明，一反其淡雅清高的格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风荷图 立轴 彤霞湖石 紫薇弄晴图 立轴
荷 花 立轴 设色纸本（392万元，2010年12月北京瀚海）
作为一个文人画家，赵之谦的绘画作品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即画中有诗，诗画结合，蕴含着深厚文学内涵；在绘画传统的“神形兼备”中，更重神似，摒弃纯粹自然地模拟客观对象，强调写意，竭力表达作者的主观因素、思想感情和秉性气质，尤其追求作品的书卷气、士气，即所谓高雅脱俗的文人风度。在技法上，讲究笔情墨趣，纳书法于画法，以书法的表现力融于绘画之中。他的画常常用夸张的手法，赋予花草以性格。赵之谦画荷，为了突出荷花的性格，表现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特性。此幅作品采取了极为夸张的手法，取立幅，竖绘荷茎，挺拔向上，从纸底直至纸顶，上端着两朵荷花，相互呼应。婷婷俊秀。几乎充满画面，下疏上密，下虚上实，从而鲜明且突出地渲染了荷花在峰头怒放的姿态，表现出卓而不群的傲气。其实，此幅荷花也是画家自我，心灵的写照。从结构到运笔，都大胆而独特，出奇制胜。
墨松图 立轴纸本 1872年作
据画家自题，此图参用了篆、隶、草三体的书写技法来描绘松树，落笔圆浑滋厚，与作者的书法风格同一格调。树干、枝条、松针以草书笔法表现，秉承了文人画豪放洒脱的传统。画上行书落款笔力雄健遒劲，其金石韵味与松木的画法相映衬，意趣横生。此幅不愧为赵之谦以金石、书法入画的代表作。
花果图 设色纸本 镜片 1869年作
在商周吉金拓片上作画并不鲜见，但是要表现得和谐雅致却不容易。首先对拓家的要求极高，拓家得有视觉概括的本事，用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充分的手段抓住器物的特征制模，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表现，使拓片所含信息最大化。而且要艺术地表现，上纸上墨乃至对纸张伸缩的把握都要做到胸有成竹，使所拓有素描的明暗效果，如此方能传神。鼎在中国古代是礼之重器，是别上下、明贵贱，标志统治权力和等级的器物，其型稳重，其饰华丽，其立面构成复杂，所以拓古鼎尤为难，但是，拓得好其纸上呈现不输名家画作。清代乾嘉以来，金石碑学大兴，以此为业者代不乏人，金石书画家们也纷纷上手，比如王小松、邓石如都擅此道。
此作六皆拓片，赵之谦补花卉，所拓为商代晚期古鼎。六皆是咸丰同治年间杭州著名的吉金拓家，赵之谦的朋友。此作款曰“同治八年九月之谦为练溪五兄同年补花果两种。”同治八年即1869年，当时赵之谦正从北京南归客居杭州，故此画作于杭州。“练溪”胡姓，也是赵之谦的朋友。在拓片上作画，既不能压抑所拓器物，也不能掩饰自己的表现。赵之谦就擅长张扬个性。而在古鼎拓片上作画，他非但落笔不滞疑，且无一笔误，将花卉果枝从古鼎中生发，透视一律，盎然有生气。果实大小疏密，花枝长短错落，乃至设色浓淡素艳，不仅顾及了古鼎的器型，也顾及了鼎身的纹饰，相互映带，和谐统一。赵之谦属于那种眼既高手亦高的艺术家，其绘画不受媒材和形式限制。
异鱼图 手卷 设色纸本 1861年作 (1150万元，2011年12月西泠秋拍）
赵之谦画《异鱼图》，设色纸本横卷，纵35.4厘米，横222.5厘米，画各种赵之谦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海中生物，计有沙噀、章拒、锦魟、海豨、剑鲨、鬼蟹、虎蟹、马鞭鱼、琴虾、竹夹鱼、胡阑、骰子鱼、燕魟，共计15种。落款曰：“咸丰辛酉，撝叔客东瓯，见海物有奇形怪状者，杂图此纸，间为考证名义，传神阿堵，意在斯乎。” 钤白文印“赵氏之谦”。此图胡澍题引首，费念慈题笺，另有江湜、刘焞、陈宝善题跋，历经徐子静、刘世珩、林熊光等人递藏。时年赵之谦33岁。
《异鱼图》为晚清画苑奇葩，构图丰富和谐，异鱼15种虽参差向背，大小各异，却能疏密交错，繁而不乱，笔笔相生、物物相需，有一气呵成之势。造型准确生动，小者如马鞭鱼，大者如海豨，繁者如八足章鱼，均取象写意，极富生气。而鬼蟹、琴虾等最小者，绘者亦能准确生动地随笔而出，现其肥美鲜活之态。设色清雅明净，其中沙噀、锦魟等以深浅赭石以没骨叠色渍染而成，浓淡深浅，曲尽其妙。而海豨、燕魟则以水墨皴擦烘染之法成之，层次分明，极具质感。此图所画异鱼，不论大小，其下必有考证题识，所书小中见大，精气内敛，颇具金石气，此题既为广见闻，资考订，足备一方物产之资料，也是书画相合联通此卷全局的重要纽带。
积书崖图
款识：积书岩图。郑盦侍郎命赵之谦画。钤印：赵之谦印（白文方印）
赵之谦的画，山水所见不多，偶现一二，亦颇具个性。该作品取材于河北层山积书岩的景色，崖脚下碧波荡漾，陡直的峭壁险峻无路，石崖间青松盘曲，苍翠欲滴。山腰上缀有洞窟一穴，洞内有天然横坚交错的石纹，远望状如堆积书卷的藏书库，赋予无限的生机和情趣。墨韵神采俱佳，工致中有透着帅气。
画史上，一说郑盦为赵之谦的契友沈树镛；另有一说，郑盦为赵之谦的朋友潘祖荫。这是因为潘、沈二人都是赵氏在京师交往的友人，且其斋名相近，又都是著名的收藏家。但因潘氏更注重对金石、图书的收藏，且曾任侍郎之职，故推断本画极有可能是赵之谦为潘氏所创作的。
闲庭看山图 立轴 设色绢本
此图为赵之谦四十岁时期的作品，正是赵之谦艺术成熟时期，其作品也是声誉日隆，写山水亦以书法出之，宽博淳厚，水墨交融。能合徐渭、石涛、李，独具面目。此幅画原为李嘉福收藏，加之有山水名家吴待秋（李嘉福女婿）鉴题诗就更加难得了。
海上仙桃图 通景屏 设色纸本 1873年作
花 卉 四屏 设色纸本 （606.32万元，2005年10月香港苏富比秋拍）
本副堂屏乃赵之谦传世作品中之巨制。其画迹流传数量有限，从资料所载的四屏更属稀有，若堂屏每帧皆四尺全开如本副者，百中无一，应为画家应寄軀订制而特别精心绘成。堂屏分别以牡丹、紫藤、红梅、桂树入画。两帧题有取法所自，红梅日拟雪湖、小霞两家，即晚明刘世儒、沈襄，两人皆擅写梅，具师徒传承关系；紫藤则取法自李鱓。虽云师前人，惟已参合己貌，如红梅见苍劲奇石，线条转折间见篆隶笔意；紫藤则笔随意转，流畅写意，见潇洒放逸；桂树则浓墨淡墨交替使用，渴笔皴擦带出树干斑驳凹凸的质感效果，造型朴拙生涩，别生奇趣；牡丹寿石墨彩交融，笔墨雄恣，呈老辣刚劲之气。整副作品，金石强悍与写意放逸夹杂成之，足见画家心力所贯注!
桐荫秋月 立轴 设色纸本（347.2万元，2010年11月北京传是）
赵之谦画树并非以笔力取胜，而是以其树干的造型和姿式来表现树曲而不折，弯而不躬，苍老华劲的精神。本幅《桐荫秋月》画一桐树参天耸立，冲破画面，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跃然纸上。传统的文人画长于墨分五色，而自清中期以来，不少文人画家已尝开始试著以色墨交混运用于画中。如何在写意画中即发挥色彩的作用，又不失文人雅逸，成为晚清文人画家面临的新的挑战。本画中，赵之谦色墨融汇自如，以草绿赋之桐叶，以赭石赋之嫩芽，以藤黄赋之秋月。尤其在桐树干的处理上堪称一绝，先以淡墨皴钩分出干的阴阳，再以藤黄局部润之，后以浓墨点画树苔，整个树干色墨交融淋漓。
群芳斗艳 手卷 设色纸本
贵和仙寿 四屏 （330万元，2005年7月上海中天）
此四条屏，自是祈寿富贵之作。题款间用雅文之词，良有心矣。画皆未署年款，似难以鲁忙发力。故而较为清逸淡雅，书卷气胜过金石气，当属难得之稀世珍品。
芙 蓉 设色绫本 镜框（332万元，2011年11月中国嘉德）
赵之谦笔下花卉，取法青藤、白阳，复见复堂画风影响，融合篆刻及书法于画中，故写来笔墨豪迈恣放，墨彩交融，艳丽却又不失古朴厚重气息，极具金石韵味。本幅虽曰“病起试笔”，惟构图自然中呈紧密，红花绿叶交杂相间，一片斑斓夺目，足见精神饱满，下笔直如一发不收，淋漓尽致。写于绫本，极为少见。
花 卉 四屏 设色纸本 壬申（1872年）作
四时果实图 屏 设色纸本
赵之谦的重彩大写意花卉画将文人写意画笔墨技巧与明清兼工带写花乌画的设色原理巧妙地融合起来，标新立异。此四屏可谓其代表作。所画花果树木笔墨厚朴，设色浓艳。构图疏密对比强烈，题识书法亦古拙厚重，故其风格金石气浓郁，个性强烈。一屏题：“百子千房奇树传，领取宰相记十年。伪叔。”二屏题：“千秋万岁皆老寿。撝叔。”三屏题：“实花花悬清秋，千金直在中流。撝叔作。”四屏题：“不擎力士拳，且把如来臂。潭禅向天龙，又悟非一指。之谦为紫珮尊兄大人属画。同治九年十二月。”
赵之谦名作实在太多了，先举这么多吧！
赵之谦——书法篇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是清代杰出的书画篆刻家。他的篆刻取法秦汉金石文字，取精用宏，形成自己的风格，人称“赵派”。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 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精通於书画篆刻，他的书风属于邓完白、包慎伯、吴让之一路，由包氏的执笔法学习北碑。他的篆隶有他独特的光芒。他的天分独厚，而又够加以发扬光大， 所以产生出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这一点，他本身也有所矜持，但当时的人却对他未能充分理解。其篆隶作品，有时虽然有些渗墨现象，但其锐利的笔锋所表现出来 的美妙感觉，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在包世臣等人“崇碑抑帖”的书法理论影响下，清朝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天才----赵之谦，各种书体都涉猎且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以行书作品为例来看，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行草比较容易引起情绪的激动，但赵之谦却能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这种飘逸洒脱的行 草书之中，其中仍可窥见赵氏本人内在的情愫、精神。
赵之谦印谱题记
能为山写真 篆书 镜心 1870年作
行书“石横水分流” 镜心 纸本
此幅楷书五字出于南朝宋谢灵运《于南山往北经湖中瞻眺》诗：“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句，以魏碑笔意写出，此书结字谨严端庄，运笔雄健沉酣，墨色浓重如漆。虽取法北碑，又存颜字风韵，是标准的“颜底魏面”。此书法度森严又不刻板，贵能于平整中见险绝，于方折处见温润。如“横”字的结字茂密，但其“木”部的起笔却舒长有势。又如“流”字的中间的长横，坚劲有力，起收笔气满意足，颇显精神。此书注重参差避让，疏密对比，均自然而有韵致。
篆书四条屏
篆书四条屏
见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
尺 寸： 246.5×59cm×4
简 介： 钤印：会稽赵之谦印信长寿
题识：梓臣尊兄公祖大人属篆潜夫论语。赵之谦。
赵之谦《行书七言古词四屏》 虎斑笺 各纵166.0cm 横34.0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高岛菊次郎氏寄贈）
书古人句四条屏纸本01
书古人句四条屏纸本02
书古人句四条屏纸本 165X44cmX4 西泠印社藏
资料来自《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西泠印社出版社）
《楷书心成颂》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丽笺纸本，纵128.5cm，横36cm。
此轴楷书录隋代僧人智果所作《心成颂》文，全幅共6行，满行22字，末署款识：“同治乙丑五月赵之谦记。”下钤“赵之谦印”、“汉后隋前有此人”印二方。 左下角钤“师氏珍藏”收藏印一。裱边有师守玉题一行，钤“师守玉印”。此轴是赵之谦应友人“甘伯”之请而书，时当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赵氏37 岁。
此轴书法峻逸挺拔，棱角分明，魏碑书法特色极为明显，代表了赵之谦宗法北碑书法初成时期的书法风貌，是赵氏早期书法的精整之作，也是清代晚期北碑书法的杰出作品。此书结字方整，犹存隶书意韵，起笔处多用侧锋，锋芒毕现，极具特色。
此轴所录文字是一篇重要的书法论文，出自隋代永兴寺僧人智果之手。智果，擅长隶、行、草书诸体，并将其心得著成《心成颂》一文，以示作字之法。此文后经清人姚配中注出，得大行于时。
赵之谦 《临峄山刻石》 纸本
秦《峄山刻石》年代久远，北魏时原石已佚，后代翻刻甚多，今人已无法窥其风韵神采。赵之谦的临本基本上是用自己的笔法诠释此碑，成为后人学习篆书的优秀典范。
赵之谦《隶书五言联》 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品笔触是纯的，气象是开张的，血脉（气息）是畅通的，神采是粲然的，堪称是挥洒自如、方峻遒劲。挥洒自如是说赵之谦的用笔，提得起，铺得下，收得拢；方峻遒劲是说赵之谦的书法得北碑之底蕴，以北碑为其质，以完白山人为其文。此作无不合其法、合其身、合其神。
篆书龚仪部诗七言联
赵之谦 楷书集瘗（yì） 鹤铭七言联轴 纸本
赵之谦《隶书七言联》纸本，立轴 136×32cm×2
此联“净练寒江供望阔，赤萍圆日对低吟”。用笔浑厚遒润，顿挫有致，字与字之间笔意相连，情性相关。再从每一行的排列来看，整幅作品骨力内蕴，血肉丰满，以雄浑峻拔的北碑意趣来强调形体，日臻神妙，为赵翁上乘之作。
赵之谦《七言联》
这件活泼奇宕而不呆板的隶楷书联是赵之谦所作。赵之谦不仅在楷、行书体上将从北碑中挖掘而来并加以发挥的用笔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将这种独特的笔 法运用到其篆、隶书体中来，从这幅作品中便可见这一特征。该字点画的方刻峻削及转折处的翻笔截搭，使点画力量饱满，富有立体感。而字形结构以欹侧取势，重 心从左下角向右上伸展，在统一中求得平衡。他还善于利用行笔的果断坚决和疾徐节奏变化来充分体现力量感和运动感，所以，他的字看上去姿态活泼奇宕而不呆 板。
赵之谦《行书七言联》立轴 纸本 133×30.5厘米×2
钤印：赵之谦、撝叔
款识：苹三尊兄大人属书东坡诗句。弟赵之谦。
篆书有万憙 横披 （336万元，2009年12月西泠）
款识：节子十一丈索书此三字，且云说文云喜，乐也，憙，悦也。《汉书》喜悦字多作憙。桉《春秋》元命苞云：两口衔士为喜，喜得明心，喜者为憙，憙天心。宋均注：心为天王布政之宫，万物须之乃盛，所以为喜也。有万憙当从纬义，若云万乐，固非万悦，亦未允。同治丁卯八月，赵之谦书并识。
福德长寿之斋 镜框 水墨纸本（690万元，2011年6月北京传是）
此幅作品出版于赵之谦多部作品集，书风刚柔并济，字体斜画紧结、上紧下松、点画方俊，以一管柔毫来表现刀刻的笔画形态，充分表现出碑学书法的独特神韵。“长”、“寿”、“斋”字之横笔，起笔时笔尖朝左上，然后以笔毫侧面切入纸面，再平缓地自左向右行笔。行笔过程中，手腕用力，笔尖、笔肚兼用，从而达到饱满、沈厚的书写效果，亦使得横笔较长者往往略带弧形。在收笔时亦不做顿笔，而是稍像右下方转锋提起，形成一个与起笔处同样有如刀刻而成的斜切面。“福”、“德”、“斋”字的竖笔与横笔写法相似，也是侧锋起笔，往右下收锋，收笔出也形成同样的斜切面。“福”、“德”、“斋”字之撇笔收尾处多因重按而形成肥笔，厚重饱满。“寿”字之横勾、竖勾顺锋平推而出，与撇略似。“长”、“之”、“斋”字之捺笔出锋舒展，体现出毛笔的书写性能。整幅作品行笔厚重，似刀刻碑，又不失毛笔的笔法，体现出赵之谦极强的笔锋驾驭能力，将雄强刚劲的碑体特点与自然变幻的笔法特点相得益彰，开创出碑学书风的新篇章。
赵之谦《篆书扇面》
赵之谦以北魏造像的笔法入篆。起迄处分明用造像之笔法起笔、收笔，在提按中锋芒微妙显露，其间气机流宕，令人叫绝。
为鹤年篆隶二体团扇
南田老人诗 行书扇面
《篆隶书扇面》
赵之谦——篆刻篇
赵之谦（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44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其书法初师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书，笔致婉转圆通，人称“魏底颜面”；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别具一格，亦能以魏碑体势作行草书。赵之谦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参以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变，意境清新的独特风貌，并创阳文边款，其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后人编辑出版画册、画集多种，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此外赵之谦撰有《张忠烈公年谱》，以编年的形式叙述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的一生。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赵之谦篆刻作品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