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930年6月的红3军团,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长征途中立下了卓越功勋,然而,这支雄师劲旅却在长征后期神奇地消失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甚至比它成立更晚、功勋没有它突出的那些军团却一直存在到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彭德怀的红3军团哪里去了?它为什么会消失呢?红3军团的将士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情感历程呢……

长征后期,彭德怀把自己创建的红3军团让给了林彪

根据1930年5月中旬和下旬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的“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的决定,1930年6月10日前后,中共红5军军委在湖北大冶果城山的刘仁八村召开会议,决定以红5军为基础,正式成立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5军、红8军两个军。1930年8月23日,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1军团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领导下,红3军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影响,红3军团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这过程中,红3军团经历了两次大的整编,前一次起因与张国焘有关,后一次则是红3军团的创始人彭德怀自己提出来的。

1935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在两河口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商讨下步行动问题。会上,张国焘对中央作出的决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从两河口回到红四方面军后,就立即变卦,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还策动和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出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但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早日改正错误,于1935年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在这份决定中,红3军团正式将番号改为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8月份后由李富春担任),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3军团的将士完全拥护并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

9月12日,张国焘致电红1军、红3军领导人,企图煽动北进途中的红1军、红3军背叛中央,破坏党的北上方针。彭德怀、李富春和林彪、聂荣臻都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时,中共中央为了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红3军军长彭德怀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提出了改变部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彭德怀为什么会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整编掉呢?在《彭德怀自述》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

红军整编,原3军团干部与1军团干部之间产生矛盾.

整编的命令颁布以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派了一部分干部到3军团工作。上任以后,原红1军团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中革军委报告要求在原3军团所属部队中整顿纪律,中革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却引起了原红3军团官兵的极大反感。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时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2010-08-15 16:20:47 2 楼矛盾激化,原红3军团干部受到压制打击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当时,毛泽东、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对方回答当统计干事。张爱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说”的话后,就把电话筒给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张爱萍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就到军团政治部报到去了。

后来王平才知道,邓国清在前一天从供给处要了100块现洋,跑回湖南老家做买卖去了,时间不长就混不下去了。西安事变后他又到南京去找叶剑英介绍他回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处工作,不久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邓国清叛逃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红4师对红11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政委王平调任师政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遗缺由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志民接任,罗开桂任团长,后来军团又派郭林祥来红11团任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