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作为元与清王朝之间所建立的汉人政权，明帝国立国276年，关于明亡的原因，史书连篇累牍地进行了分析，就我认为，明朝、乃至历代王朝，灭亡的基本逻辑在于组织效率的降低或者停滞。
帝国初立，新皇在马背上得天下，整体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能够保持朴素清新的状态，一旦承平日久，遇到缺乏常识、无所作为的皇帝，将私欲凌驾于帝国的整体利益之上，行政机构和军队将开始腐败和僵化，作为一个结果，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遇到内外部的战事，则不堪大用。
组织一旦僵化，基本上就是回天乏力的局面，一方面，是权力中枢无法任用能臣与有能力的统帅，训练出有战斗力的军队，军事不断失败，另一方面，作为回应，王朝只能无休止地增加赋税，严重破坏财政平衡。当赋税的承担者，王朝的农民无法忍受，揭竿而起时，整个帝国就走到了尽头。
二、明帝国的权力架构
两汉以后，北方的王朝就对南方王朝占据了优势，隋唐是鲜卑化的胡人政权，北宋的前朝-后汉的创始者，则是沙陀人，只有元朝与清朝之间建立的明帝国，是较为纯正的南朝汉人政权。明自淮右起兵，自称顺命于天，以南方的军队攻克北方，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是汉人政权中的异数。
帝国的性格和开国之祖密切相关，唐帝国的开国之祖李渊和李世民，是胡人贵族出身，唐帝国因此秉承的是开放的路子。
明帝国的开国之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底层农民，做过和尚，在走投无路时才选择了造反，白手起家，一路如履薄冰，打下了这个王朝。老朱孤身一人，以武力取天下，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信奉的是强权暴力这一套。
发迹之前起于微末，尚且可以礼贤下士，那么，在取得政权，巩固了权力以后，老朱不屑于再去玩弄帝王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游戏，他所追求的，是臣下对于皇帝绝对的服从，与之相抵触的任何东西，都要予以消灭。
儒家亚圣孟子出于朴素的民本主义，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有反对暴政的权力，老朱对此大为光火，认为大逆不道，还要把孟子赶出儒家的宗庙，后虽作罢，但是孟子这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则被坚决逐出了学子的科举材料。
英雄者，认为天下为己之天下，德配大位，枭雄者，例如老朱，则有一种骨子里的不自信，认为得位艰难，必须将威胁斩草除根。
老朱对于有才能的臣下，在心理上极为戒惧，借由胡惟庸案、蓝玉案，屠戮了十万人，将功臣宿将一扫而空，扫除了他认为对于后世帝权的最大威胁。在屠戮功臣的同时，老朱还实施了几项加强帝权的举措。
首先是彻底打压相权，在朱元璋看来，相权是对于帝权的一大威胁，因此，为了朱家的江山，必须取缔千年来一直存在的相权，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命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处以重刑。”所谓朝廷总之，即所有大小事宜，均需皇帝处理。这样，一千年来与帝权平行的相权，就被彻底地架空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朱的后代毕竟不是铁人，宫廷内成长起来的皇帝不可能像老朱那样精力充沛，作为绝对中枢行使权力，逐渐地，皇帝开始依赖内阁来处理事务，相权逐渐移至大学士身上，而大学士只有五品，所以有明一代，便是不具备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在行相权之实。
有了绝对的集权体制还不够，朱元璋还建立了锦衣卫，对于朝廷大臣实施监视，明初四大案后，锦衣卫的地位有所松动，在明成祖朱棣执政后，由于其得位不正，为了防备各方的反对势力，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的功用。
另一方面，朱棣在内战时得到了宦官的帮助，这也使得朱棣建立了东厂这一特务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这个机构，逐渐演变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刘瑾、王振、魏忠贤的权力，均依托了厂卫的力量。
廷杖来源于元朝，也被老朱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成为威吓臣下的工具，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接受廷杖，直言犯谏，是忠臣所为，有明一代，朝臣认为接受廷杖是一种荣耀。
嘉靖大礼仪事件，皇帝当庭杖责数十人，演出了极为血腥的一幕，主角杨慎还喊出了千古奇句，“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话虽如此，在我看来，廷杖一开，君不尊臣，双方便成为对立的两方，以往君臣相得、推心置腹的佳话，在明帝国再无可能。
除了推行科举八股制，实行精神上的钳制以外，总体上说，老朱设计的权力架构中，削相权、辅以特务机关和廷杖的设置，均是为了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如此立体的集权体制下，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士大夫虽然也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其尊严与地位和唐宋相比，已严重降低。在有明一代，朝臣谋反者，凤毛麟角，其副作用则是在国家兴亡时，朝臣作为一个整体，不堪大用。
三、明亡原因
1、无法修改的军制
明朝初立，朱元璋对于军权作了如下设计，设立了十数个卫所，各个卫所都有驻军，明朝卫所士兵称军籍。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的军队士兵是终身制的，一代承袭一代，平时屯田，贴补军用，战时则进行调动，随时出击，将军也是委派制。
明朝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经济凋敝，百废待兴，需要与民休息，指望以百姓赋税（大量征缴的粮食）供养军队极为困难，因此，承袭三国以来的军队屯田制，明朝在全国绝大多数卫所开展屯田，力求实现军粮自给。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军队腐化一代甚于一代，军官开始侵占士兵的土地，士兵没有土地，无法维持生活，开始大量地逃亡。
按照朱元璋的思路，军队代代相传，可以形成传承，不过随着士兵的逃亡，卫所的军队编制大幅下降，且战斗力不断下降，但是卫所的财政支出却仍然保持不变，帝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革新，裁撤卫所，缩减开支，结果成为一大负担。在张居正当政的时代，对于涉及军户的冗员进行了清理，随后又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十六世纪初期，很普遍的现象是：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只有定额的10%。北方边镇稍好，但十六世纪初，募兵也占到了军队的一半。
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戚家军，就属于典型的募兵，戚继光明白卫所军不可用，因此，麾下的士兵均是募兵，来自于义乌。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戚家军）三千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并不断增加编制，扩充到两万人。戚继光来蓟前的“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已罢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2、财政，永远的烂摊子
明代初期，最大的税收是田赋（以粮食实物征收的土地税），只有矿税等税收是金银形式上缴。
田赋是明帝国收入的主要来源，按照黄仁宇的计算，田赋总值略高于2100万两。赋税还有一个“役”的收入。所谓“役”就是供驱使的免费劳动力。老百姓除了上缴田赋外，自身还有服役，满足国家的建设需要。
根据黄仁宇的计算，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除了田赋正税和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
明世宗的时候，户部的年收入为两百万两白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后，神宗万历六年，岁收入为四百五十万两白银。张居正的改革，使明代的年收入达到四百万两白银。
明代后期，崇祯皇帝加收“辽饷”、“练饷”、“剿饷”，将赋税提升到了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被后人认为是涸泽而渔，点燃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也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
行政方面，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乡村自治的管理，明初官员的数量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仅为5488名，1455年，京师任职的文官1520名。
明帝国的收入支出采用的是一种低强度的财政收入模型，税率很低，以田赋为主，中央政府只征收不到田地1/10产出的收入。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数量也比较有限，总体上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尽量不增加国民的负担。
当然，低税率的副作用也很明显，明帝国在兴修水利等工程建设方面乏善可陈，另外，低税率使得管理效率也无法提高，明帝国最低的管理单位是县级，村级单位基本上是出于自治的状态。
中央政府对于税收没有过高的要求，实行村级自治，要求老百姓本分的呆在自己土地上。以农耕为基础，稳定是第一要务，所以，商业的发展必定是受到限制的。
在财政开支方面，皇宫的开支与政府支出混在一起，这是明帝国家国一体化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明帝国的大多数皇帝总是期望属于皇帝的内库多收入、少开支，很多时候还大力破坏国家的财政税收系统。
如万历皇帝，他绕过行政文官系统，派出内廷的宦官征收商税，横征暴敛，引起百姓极大的不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财政效率。
明代的财政制度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候就确定下来的，有过几次财政改革，例如嘉靖皇帝的改革和张居正的改革，但是后继者的能力不可能超越时代，加上明帝国的国策无法更改，改革受限于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明代中期倭寇之患、万历三大征的巨大国力损耗后，明代末期产生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外有北方满族人的入侵，促使国家军事的开支无限增大，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遂将帝国直接拖垮。
3、何为皇帝、何为明君
如果将帝国比作一家公司，皇帝就像公司里的董事长，是人才的最终甄选者、文化的塑造者、制度的设计者，皇帝对于朝廷事务懈怠，臣下会依样画葫芦，皇帝好大喜功，酷吏和佞臣则会丛生。
俄皇彼得大帝认为，国王造就不出伟大的大臣，而群臣却能造就伟大的国王。就我看来，逻辑只对了一半，帝国的中枢系于皇帝，没有皇帝的慧眼识珠，名臣不会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将明朝衰落的起点定在万历十五年，史学界对此基本赞同，万历执政初期，曾经励精图治，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摆脱了张居正对皇权的制肘，正欲施展拳脚，文官集团却以一个整体，反对万历立福王为太子，万历对此极为愤懑，自此开始了对于朝政的三十年懈怠，数十年不上朝处理国家事务。
万历罢朝三十年，史学家称之为 “醉梦之期”，这段时期万历“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明史中对于当时行政机构的瘫痪有足够详细的描述，在此不一一赘述，最极端的例子是，即使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乞求退休，万历也不予理睬。
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朝会没有意义，大学士和官僚机构还在，仍在维持运转，况且，万历大事不糊涂，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证明其遥控朝政是卓而有效的。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万历选择与当时的文官集团对抗，三十年不上朝，不与臣下进行沟通，因此，不可能对于中央机关的官僚质量有清醒的认识，也断绝了通过选拔支持己方的臣下来贯彻皇权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官集团出于道德考虑，选择在立太子一事与皇帝对立，却没有预料到皇帝会通过手里的宦官来进行权力的再平衡，选择这一工具来推行中枢的意志，魏忠贤在明末的做大，和文官集团开启了与皇帝的这种对抗模式不无关系。
以我来看，这是双输之局，文官集团逼迫皇权的结果，就是皇权通过宦官专权进一步的反弹，此外，名臣的脱颖而出需要皇帝的甄选和培养，在这种双方隐形对抗、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已无可能。
贪得无厌，尤好聚敛，这是史学界对于万历的评价，秉承儒家思想的文官集团，期望将皇帝塑造成一个漂亮的花瓶，克制欲望，节俭、任用贤臣。
整体上，文官集团对于万历的压迫是成功的，万历终其一生，也没有奋起，实现彻底的掌控，完成反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明君，应是三道合一，王道、霸道与儒道兼具，而这样的君主，又是文官集团所恐惧的。
万历与天启年间的懒政、怠政，直接的后果，就是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如果说万历是一个慢性子，那么崇祯就像一个气咻咻的急性子，执政十七年，内阁首辅换了五十人，究其原因，在于其气量狭小，少谋寡断。
例如刘鸿训，在崇祯元年入阁，锐意任事，引起了崇祯的不安，示意不能如此直率。刘鸿训下朝以后，很是失望，头脑发热地来了一句，“主上毕竟年幼。”崇祯帝对刘的评价大为不满，想将刘置于死地，幸亏群臣劝谏才保留了一条性命。
相形之下，督抚更是高危职业，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死于崇祯之手的督抚有七人之多，以下是被杀的督抚一览：
杨镐，兵部侍郎，崇祯二年1629年因萨尔浒战败被杀。
刘策，蓟辽都御史，崇祯三年1630年因辽东战事失利被杀。
袁崇焕，督师，辽东巡抚，崇祯三年1630年被杀。
孙元化，巡抚都御史，崇祯五年1632年因辽东战事失利被杀。
杨一鹏，漕运总督，崇祯七年1634年因农民军破凤阳被杀。
熊文灿，兵部尚书，1640年因招降张献忠失败被杀。
郑崇俭，三边总督，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剿农民军不力被杀。
薛国观，内阁首辅，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贪污被杀。
陈新甲，兵部尚书，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泄露崇祯与满清议和的消息被杀。
周延儒，内阁首辅，崇祯十六年1643年因贪污、谎报军情被杀。
在崇祯于煤山上吊的时候，恐怕会想，本朝为何没有张居正和戚继光，其实即使有，在如此严苛、刻薄寡恩的治下，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4、名将、名臣与清流
1588年，一代名将戚继光病逝于家乡，此时距离其被贬已有三年。明史因为其与张居正亲近、相互勾连，并多次赠送张居正礼物的缘故，对其评价低于另一名将俞大猷。
史笔如钩，所谓道德，即是当时的最高政治，但是官场实际运行的是一套和道德完全不同的潜规则，力求建功立业者，如戚继光，只能选择正确的权力游戏玩法，依附于中央的当权者，利用这套规则，为己所用。
戚继光能抗倭成功，使明朝的幽燕防线坚如磐石，都源于戚继光懂政治，能认清局势。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队的给养、士兵的兵饷、修建城池的费用，均来源于中央政权的输血。
因此，中央的支持是必须且极为关键的，优秀的将领能征惯战，也得有争取资源的能力，从这个层面来说，戚继光仅以名将之名被大家铭记，还是被低估了。
与戚继光同时期的大学士张居正，向来被当作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家，他在位期间政绩卓有成效，国库充盈。
当政十年后，京城的太仓库里粮食足够十年的支取，而白银达到600万两以上，太仆寺又藏银400万两，南京仓库存银250万两。省库也堆满了白银和粮食。这与十六世纪明帝国普遍糟糕的财政状况是极其不协调的。
1572年，张居正开始掌握政权，倭寇的活动渐渐减少，而明帝国一直以来最大的外患——蒙古也开始交好。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开始了改革计划。
这些计划主要包括削减领取朝廷俸禄的生员、严格监督宦官为宫廷的采办，地方官员被要求减少力役，而驿站的服务降到了最低，宗室的俸米也停止发放。
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张居正进行的并不是政治和财政改革，而是在体制内的改良。张居正的政策并没有涉及到制度本身，他强调的是行政纪律和严格执行税收。
张居正时代并没有真正开始财政体制的改革。当然，效果是极为明显的，陈子龙曾经有评价：“江陵辅政十年，国帑余千余万”，“是时九边晏然，内库充积，后来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
张居正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是名臣，明白体制的局限性，因此，其将权力与手腕发挥到了极致，通过与太后、内廷宦官的同盟，张居正获得并巩固了权力，并着力于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
但其为人刚硬有余，柔性不足，与王阳明、曾国藩，两位儒家体系的圣人相比，还有差距，其在晚年自信过了头，大力贬斥言官，未完成丁忧年限即回归朝政，给了官僚体系口实，让其站在所有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其死后，被压制的官僚团体反扑，改革完全失败。
但是，作为中兴的名臣，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政策，使得明帝国的情况大为好转，为明帝国续命了数十年。
张居正之后，在台上的宦官、或是东林党人，均不具备张的手段和能力，困于党争，前有齐党、浙党、楚党之争，后有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严重伤害了明帝国的行政效率。
与建州女真作战败北的熊廷弼，虽然军事思路是正确的，仍被当作替罪羊处斩，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党争之烈，也证明，明末好为大言的高级文官，勇于私斗、怯于公义，无法成为帝国的支柱。
5、综上所述
明帝国从建立之初，就有其制度上的缺点，其本身是内向且保守的体制，依赖于农耕经济，追求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对于帝国而言，放任商业力量的兴起，让各种力量在体系内自由流动，必然会威胁到皇权。
因此，对于商业、航海业的限制和打击，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本身就是开放性商业体制萌芽最大的敌人。
明帝国的衰落在于皇帝、文官集团的整体不作为，以及自上而下组织效率的大幅降低，同一时期，作为东北亚最后强权的建州女真，在北方励精图治，征服了烜赫一时的蒙古与朝鲜，统治者精明强干，行政效率高效敏捷，相形之下，明帝国处于绝对的下风，败亡并不令人意外。
来源：云端的漫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