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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舞台
天启时代中国社会的舞台，虽然皇帝是朱由校，主角却是另外一些人，重要情节也都发生在他们之间。
比如天下第一奶妈客氏，以奶妈之身，享不亚于皇后的尊贵；比如魏忠贤，但凡略读过一点史书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没有客氏，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魏忠贤。
在取得客氏芳心之前，魏忠贤不单是个小毛虫，只怕在宫中连怎么混下去都很成问题——光宗一死，他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追随并撺掇李选侍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事败，被杨涟等穷追不合。客氏是他成功从李选侍阵营跳槽到朱由校阵营的踏板，更是他打开朱由校宠信之门的钥匙。
他们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朱由校无比依赖客氏，魏忠贤通过客氏搞定朱由校，客氏则从魏忠贤身上寻求慰藉。这三个人之间，客氏是纽带和支点：“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若非客氏，朱由校才不去理会魏忠贤是哪根葱，晚明历史就得改写。
因为朱由校的无知和对魏忠贤的宠信，导致了阉祸的再次产生，这个自永乐以来与明王朝共生共长的毒瘤，到魏忠贤，终于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阉党”。
一阉而可以致党，这才是魏忠贤的历史价值与分量之所在。
没有“阉党”，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很可恶也很普通的丑类；有了“阉党”，魏忠贤顿时提高了档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刘瑾，把“阉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阉党”的产生，可谓明朝晚期政治的焦点，是精神、道德、风气彻底败坏的标志。也就是说，“阉党”虽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问题，远为广泛、深刻，它表明明朝的肌体已整体溃烂。
与“阉党”相对应的“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天启帝时期，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了血腥镇压。在皇帝朱由校的支持下，他们用骇人听闻的方式，将这政权的反人民本能，做了最后一次淋漓尽致、欲罢不能的宣泄。
任何时候，回顾这段充斥迫害、虐待和残忍的历史，中国人都将深感蒙羞。
1627年9月30日，旧历八月乙卯日，天启皇帝朱由校以23岁之龄和并非致命之绝症正常死亡。
真是罕有之怪事。
这么年轻，也无人谋害，根据史料，死因只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当时乃是盛夏，他受惊之外居然受凉，并且健康状况就此每况愈下，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
他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体抵抗力最差的小伙子，弱到让人无法理解，只能情不自禁地设想，必是天不佑彼，就像他所代表着的朱明王朝。
朱由校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掠死。客、魏两家均被抄家；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候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论少长皆斩。
奸人就戮，阉党覆灭，忠正洗冤。在某种意义上，明代最暗无天日的一段历史或许可以说尘埃落定了。
然而，事情本身虽然划上句号，它的影响却不曾终止。这样一种恶，投射于人心和社会的阴影，不会因为几个恶人受到惩罚而消失。表面上尘埃落定，内里的颓丧、不满和绝望，则留存于生活的每个细胞。
这就是新皇帝朱由检面临的根本性的悲剧局面。他精疲力竭以求重整朝纲，却发现从人民百姓到士大夫，没有人买账。
最终看来，朱由检不过是试图以一人之力，去还近几代皇帝共同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债。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余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决心好好工作的皇帝。
人们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
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17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真可谓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7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18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18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死掉，只有22岁，正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4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又过5年，朱由校的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14岁，朱由检9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来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了朱由检。
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
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
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他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
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至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17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在17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
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
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永留史册。
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时，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而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勤商榷，期振惰窳……”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
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明朝真正灭亡了。
史家写道：“自洪武戊申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