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财政秩序混乱。除预算内赋额征收外，县、乡、保随意摊派，滥征附加，苛捐杂税，巧立名目，层层摊派，名目繁多，数额倍增。民国时期征收苛捐杂税的肆意性

　　正税之外又征各种附加税，苛捐杂税的表现形式有一物一税或一物多税，征收厘金或类似厘金的捐税关卡林立，民穷财尽，弊窦丛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各目繁多，数不胜数，有预借钱粮、预征钱粮、临时加征钱粮、暂时征收钱粮、临时派钱粮等。皇粮国税博物馆馆藏大批这些肆意征收钱粮的凭据，通过这些凭据来解读民国时期所谓的“苛捐杂税”现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某县，摊派斗船捐、粟行捐、山货捐、出境捐、炭秤捐、榨油捐、粮食捐、兴学捐、皮货捐、戏捐、药捐、畜头捐等29种。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加派民训不敷款、国民兵团修缮款、保警队经临款、新兵征集款、筹集劳军代金款等27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再次摊派预算不敷款等36种，计4518万元，高出正额地方财税收入的40倍，全县人均负担799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除摊派斗捐、店捐、商捐、服装捐外，又加派公务、旅运、购置、自卫队膏火、乡民代表会、户籍管理、招待验兵、送交壮丁、修固城池等，还强行摊派杂捐和军事征发赔垫款等，计42967万元，人均负担1.02万元。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半年，一日三派，名目繁多。摊派催缴中，乡、保、甲又借机搜刮，层层加码，浮摊滥派。警察、乡保丁日夜轮番逼索，鸡犬不宁，百姓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