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今天，1928年1月9日，斯大林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反对人士赶出苏联。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1918年11月的《真理报》曾发表斯大林《十月的转折》一文，斯大林在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斯大林曾将这篇文章收入他的选集，但后来出版全集时，这篇文章被抽掉了。
托洛斯基
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卢那察尔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后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却成为“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历史人物就这样成为不断变换面孔的脸谱，一会儿被描画成红脸，一会儿被描画成白脸。
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后，托洛茨基流亡海外，在墨西哥，他几次躲过追杀，这也让本书迟迟未能完成。终于，刺客利用帮他找资料的机会接近了他，并用鹤嘴锄砍入他的脑袋，手稿因此被鲜血浸透。
在前苏联历史中，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是有趣的两个人，托洛茨基理论修养极高，是前苏联红军创始人，威信一度与列宁不相上下，但他不善社交，给人以孤傲的印象。而斯大林威信不高，性格暴烈，喜欢树敌，同侪颇有怨言，为了不被他怨恨，大家又不得不主动和他往来。
两个人的斗争，托洛茨基离奇地输掉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究竟错在哪？
托洛茨基被踢出“领导集体”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1924年8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宣告自己为领导集体。会议还组成了把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排除在外的“七人小组”，其成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以及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作为七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会议还制定了规范“领导集体”的活动章程，该章程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将“七人小组”置于领导集体会议的控制之下。“七人小组”就有关问题预先做出研究和决定，再提交给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正式的政治局会议。
斯大林
192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为其《1917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中披露了十月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史实，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一事，在党内引发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4年10月，加米涅夫首先对托洛茨基的言行进行批判，在莫斯科市委会议上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历数托洛茨基从1903年直到十月革命与列宁的分歧与争论，把托洛茨基推到了列宁的对立面，为反托洛茨基的斗争定下了调子。
11月19日，斯大林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提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辩护，称他们是好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同党的不一致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插曲。斯大林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这一作用斯大林6年前曾给予充分肯定），说他并“没有起什么特殊的作用”。他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他暂时收起了自己的货色，现在，托洛茨基“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他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党的任务就是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争论成了单方面大批判
斯大林的表态，加重了托洛茨基要分裂党、修正列宁主义的罪名。各地党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季诺维也夫的批判最为激烈，他对托洛茨基把他和加米涅夫称为“党内右派”很恼火，他在11月30日《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认为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是十分公开地企图修正、或者是直接消灭列宁主义的基础，是利用列宁的名义修正列宁主义，书中“有多少论断几乎就有多少错误的论断”。布哈林也写文章，谴责托洛茨基试图修正列宁主义，篡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都在声讨托洛茨基，同时报刊上还披露了从沙皇保安厅档案中发掘出来的1913年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当时列宁与托洛茨基处于对立状态，互相都用严厉的语言指责对方，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对列宁进行了谴责，用词十分不敬，此举无异于向人们说明托洛茨基是一贯反对列宁的。
这场争论是由《十月的教训》引起的，但是争论并没有围绕着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问题而展开，而提出了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这就把托洛茨基置于与列宁对立的立场上去了，注定了托洛茨基必然失败。由于为这次党内斗争定了这样的基调，斗争变成了在党内清算托洛茨基主义和保卫列宁主义，实际上剥夺了反对派辩驳的权利，争论成了单方面的大批判，并开创了动用行政和组织手段限制和压制反对派的先例。
1924年12月10日，伏龙芝给斯大林写了便函，认为需要查明“托洛茨基是红军的领袖”这一措辞的始作俑者，并给予处罚。一定要更换这一结论。斯大林回应说：“这一措辞当然需要更换，但我也不喜欢‘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领袖’这样的称呼。我考虑，对党来说，称领袖更好一些；而对范围相对较小的军队来说，不宜称呼领袖。干脆向全军介绍一下军队领导人的简历。”
1924年底，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州委通过了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决议，1925年1月，中央召开全会，托洛茨基因病没有出席，他给全会写了一封信，不承认对他的指责，但中央全会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声明，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在党内和在党的周围，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言论使他的名字成了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非共产主义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派别的旗帜。……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会上研究了列宁格勒州委的意见，加米涅夫同意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斯大林反对。斯大林虽然反对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但他并不反对对托洛茨基进行组织处理。
1925年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后他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托洛茨基虽然还留在政治局内，但实际上失去了权力。在这场斗争中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在厮杀，他们本以为击败了托洛茨基，自己会成为列宁的继承者，但斗争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他们相互攻击、互揭老底，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与威信大大下降，得益最大的则是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