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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周刊·2018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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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苏联的缔造者如何变成反革命?

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

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在发动了持续数年、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发配到阿拉木图,受命运嘲弄,这位被驱逐者乘“伊里奇”号轮船离开了祖国。当他在距莫斯科4000公里之遥的阿拉木图时,一刻也没停止搞他的政治活动。

1928年12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名特使专程从莫斯科带了封信给他,要他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提出改变其居留地的问题。托洛茨基复信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32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他不愿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最后通牒。

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

一个月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投反对票的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使又来找他了。

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Л.托洛茨基。”

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狂怒地大喊大叫,说根本不能违反他的意愿把他驱逐出境,这是一个未经法庭批准的决定,完全是违法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大概是一时气糊涂了;1922年他本人就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赞成授权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参与反苏活动的分子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大发雷霆12天后,一台押送他的专列终于驶到了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的林中小站。但他拒绝前往土耳其——这个当时惟一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他要求去德国。这下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弄得不知所措,赶忙同莫斯科进行无休止的磋商。结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弄到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林中小站来,以便同他告别。

接着便是持续多日的暴风雪。每天早上,火车都拉着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最后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接收这位被驱逐者,理由是君士坦丁堡决议仍然有效。托洛茨基对此甚为不满,激烈反对,但这已毫无意义,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

2月10日,塞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工的专列终于驶达敖德萨。原打算乘“加里宁”号轮船,但它已冻在冰中,无法开动。于是把托洛茨基一行安顿在“伊里奇”号上。

在黑海上航行几天后,托洛茨基来到土耳其,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长子列夫,而陪同这一家人的则是四名保镖。四年间,土耳其成了托洛茨基一家的流亡地。1932年,他在那里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为了变换住处,到过许多国家:土耳其、丹麦、挪威……一段时间还在巴黎呆过,后来才迁到墨西哥。他在各地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了大量的书、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当然,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最终战胜对手的勇士)。

托洛茨基的述评激烈而无情。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对眼前的事物洞察敏锐,但要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他却目光短浅。简言之,托洛茨基是个极其平庸之辈。

克里姆林宫的胜利者(这里指斯大林——译注)极其仔细地阅读一切,凡是世界报刊上发表的,受了屈辱而不向凶恶敌人下跪者所写的东西概不放过。一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常常为斯大林准备一本最新发表的托洛茨基所写论文的译本。对这位流亡者说来,为自己那些矛头直指斯大林的书和文章进行论战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他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亲友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19岁时,在布特尔监狱里与他举行婚礼的结发妻子,她以前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第一次婚姻使托洛茨基得到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尼娜还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时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季娜伊达则被驱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姐妹俩的丈夫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后都死在集中营里。沃尔科夫是个教师,涅维利松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成为红军政委。曾嫁给Л.Б.加米涅夫的托洛茨基的妹妹奥莉加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玛丽亚·索科洛夫斯卡娅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Н.И.谢多娃是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这第二次婚姻给了他两个儿子——列夫和谢尔盖。谢多娃是商人的女儿,曾经结过婚。她在日内瓦学习自然科学时结识了许多“火星报”派革命者。二十世纪初,这些革命者,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就在日内瓦。小儿子谢尔盖是工艺学院的教授。当托洛茨基住在克里姆林宫里时,他离家出走,说他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成为一名杂技演员。后来又钻研机械技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同父亲一道流亡,这就注定他必遭厄运。1932年1月,《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他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刊登了这则消息,他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最终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依然没有逃脱同样的厄运。尽管谢尔盖与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约一年半已经离婚。

斯大林的报复心无穷无尽!这种报复心态不仅仅在本国疆土上掀起狂澜,还在其他国家里寻找牺牲品。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们,仅仅因为与定名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识,而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在巴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神秘地死去。据报刊透露,列夫·谢多夫(他取母姓)在被驱逐后成了其父的一名得力助手,这当然会引起斯大林的极端愤恨。

列夫·谢多夫采取了一个粗心大意的决定:他到巴黎米拉勃街上,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1938年2月16日,他在这家诊所把命丢了。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第二天,医务人员在诊所走廊上遇到他,当时他披着一件衣服,发着高烧,手术切口处有一大片瘀血。于是马上做了第二次手术,但这次手术无济于事,病人还是死了。

托洛茨基立即就儿子的死发表声明。他清楚真正的死因,尽管他警告说:他暂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恰恰可以断定列夫·谢多夫的死,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为。他援引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共六件,足可发人深思。

“我可怜的、可怜的娜塔莎!”——悲痛欲绝的父亲在日记里绝望地喊道。他的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漩涡里一个个全部死去。在他众多的亲人中只剩下妻子和八岁的孙子谢瓦,那是他与第一位妻子的女儿季娜的儿子。

他的妻子比他多活了22年,1962年在法国去世,死后被安葬在墨西哥,同丈夫的骨灰排在一起。不知列夫·达维多维奇是否预感到,儿子之死对他本人说来,是敲响了最后一下丧钟: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猎犬早就盯上他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没搞成:要么对围猎场颇感陌生,需要时间来熟悉环境;要么猎犬的主人还不急于催促它们,有意来欣赏一场恶魔般凶残的垂死挣扎。那就是先一个一个地来消灭恶敌的亲属,然后不可阻挡地悄悄走近那只领头羊,以便让它明白:惩罚是不可避免的。还在奥斯陆时,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就袭击过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70公斤文件。

到达墨西哥后,托洛茨基起初被安置在画家迪耶戈·里维拉家里,后来迁入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

姚肯别墅位于维纳街上,别墅的四周围着高高的墙。这是托洛茨基的最后避难所。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只有一扇厚厚的大门可以进入别墅,而且事先得按电铃。所有进出的人都得经过里里外外的检查,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别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1940年5月20日凌晨,约有20人身着军装和警察制服,在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下潜入了别墅。这伙人看来对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径直向卧室走去。他们发现一张大床上的被子下面,有两个被枪声惊醒的人,他们用自动步枪朝这两个人开了枪。事后有人数了一下:一共射出了约300发子弹。

这一次托洛茨基算走运,他和他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动步枪射出的是交叉火力,同时从三个点:孙子谢瓦住的房间、书房和卧室齐射。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要是托洛茨基夫妇留在床上,他们早已体无完肤了。幸好他俩及时躲在屋角里,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遭难的只有他的孙子,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脚。

疯狂扫射一通后,这伙人逃得无影无踪。警卫和助手们闻声赶来,一检查房门,每一扇都完好无损。那么这伙暴徒是怎样进来的?人们在卧室门边发现了一枚伪装得很好的炸弹,马上对它进行了安全处理。

清除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谋杀仍继续进行。遵照斯大林的宣判,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注定死亡。果然,谋杀终于成功。

过了半个世纪,这桩谋杀案的细节方才大白于天下。原先盛传的谋杀者是让·莫尔坦·范登莱什。随着事实真相的公布,这个神话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尽管从一开始,这一谋杀案的大体轮廓就没有变动过。除了一些细节,时光的流逝也未能给它添加什么新的内容。然而恰恰是这些细节,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

1940年8月20日,正当托洛茨基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给他送来的一篇文章时,一名刺客潜入他的书房,躲在他的椅子背后。刺客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上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用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可怕的一击。

托洛茨基跳了起来,发出一声惨叫,随即向刺客猛扑过去。他用尽全力抓住刺客的手,抵挡这猛烈的袭击。接着,他推开刺客,跳出书房,然而这时他已没有多少力气,只好靠在饭厅和凉台之间的一扇门的门框上。警卫们冲进书房,从那里又传出了叫喊声,这一次是刺客被打得呼天叫地。托洛茨基忍着巨痛,下令让警卫们留下活口,以便让刺客讲出,是谁派他来的。

警卫叫来了医生。检查后,医生十分担心,赶忙叫把托洛茨基送往急救诊所。墨西哥最好的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对颅骨做了手术,然而大脑受伤过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终于在8月21日19点20分去世。

所有参加那次成功的暗杀活动的人员都获得了国家最高奖赏。刺客的母亲艾乌斯塔西娅·卡里达德获列宁勋章,由加里宁亲自为她授勋。贝利亚为此送来一箱1907年装瓶的“纳帕列乌利”葡萄酒,商标上还绘有沙皇的双头鹰标记。艾廷根将军也得到一枚列宁勋章,不过后来在他服刑时给弄坏了。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经历了一番曲折。仅从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多年以来,托洛茨基集团一直被看作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然而,在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对托洛茨基的注释中,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列宁是非真”;第二,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第三,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的表述。

出处:搜狐 / 非常历史

栏目:历史
2018-08-22 (
微文周刊 2018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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