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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周刊·2018年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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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天才物理学家

束星北

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当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时,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李政道

束星北当李政道提出想去看望一下恩师束星北,就连主政一国的总理也没能帮上他这个忙,因为,束星北正在接受管制,因种种不方便,让李博士失望而返。束星北——这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字与事迹却不被普通中国人所熟悉。在中国科学教育界,束星北是最为独特的人,没有之一。

首先是他的才华。

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此后,爱因斯坦邀请他当自己的助理。1931年9月因结婚返回中国。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当时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束星北和王琻昌是两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不用讲义,不写板书,他用最简单的方法剖析物理定义的本质,他带出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这样一批学生。

束星北先生

其次是他的身材与个性。他高大魁梧,嗓门洪亮,人称“束大炮”,什么时候都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气概。

他的脾气也很暴躁,为了争实验设备,和教务主任动手,把主任的脸揍肿了;看到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他会脱下自己的棉衣给学生穿。他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骂热衷搞运动的学生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但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正是这一年的技术顾问的经历,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磨难。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至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印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罪魁。

三是为人太认真。不论是学术上的,还是信仰上的,他都爱较真,不给人情面。

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的好友王淦昌,邀请他一起去中科院工作,他直接拒绝了,而是跑到了山东大学做教授。因为他认为中科院都是些政治学者,缺少科学家气质,他实在看不惯。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束星北与好友王淦昌合影

有一次北京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应邀来山东大学讲座,王竹溪教授谈自己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束星北走上讲台,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40分钟,王竹溪在旁边极为尴尬。

那时,束星北刚刚调来山东大学不久,那场突击辩论,让他一下子成为青岛学界乃至山东省的名人。王竹溪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这才是大师风范。

束星北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束星北第一次与华岗校长见面,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但当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哲学时,气氛发生了变化,束星北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人越争越凶,最后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华岗是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的神圣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束星北和家人

束星北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他的人生之路充满艰辛与屈辱。就是这样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由于当时的许多人容不下他的性格,得罪了小人,被人算计,束星北被迫离开了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几乎成为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

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后来,连气象学也搞不成了,因为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进行管制,编入劳改大军到青岛月子口修水库。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都在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老农看他可怜,给了他一捧花生,束星北一把抓过来,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

束星北先生与妻子葛楚华女士合影

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束星北来上班了,他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这是他与过去诀别的分水岭。过去的他死去了,一个新的束星北活了下来。

最初,让他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有个时期,学生们开解剖课,束星北被安排到太平间旁一间小房子里制作尸体标本。这个活儿,学校员工是没人愿意干的,可束星北照样干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

在当时,束星北的生活相当艰难,他简直就是个乞丐,不断地向亲戚朋友伸手,向左邻右舍伸手,甚至向保姆伸手,家里能卖的东西大都在这个时候卖掉了。饥饿和管制让束星北失去了尊严。一次到学校农场收地瓜,他竟偷吃了一个,被大家发现了,第二天就开了批斗会,他坦白了,是因为肚子饿。

束星北先生的雕像,位于青岛百花园

在此期间,学院的一台进口高精尖仪器脑电图机坏了,想尽方法,请了无数高手,都未修好。人们想到了束先生,他不是物理权威吗?让他试试。束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修仪器不是他的长项,但他还是同意试一下。他仔细阅读了有关说明,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里,把脑电图机全部拆开,再逐一检修装配,眼看就要报费的脑电图机,真的起死回生了!

那时,很多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这给束星北带来了"显山露水"的机会,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遍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有50多家,所修复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仪、同位素扫描仪、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至于修复的台数,无法统计。修理的报酬,他一概谢绝,他只要一个东西:证明信。证明信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

那段日子里,束星北重新塑造了自己,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有一次,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来找束星北。按说,以束星北的身份,这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不能碰的。可是这一次,院领导竟很痛快地答应了。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时候,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时间真是个残酷的杀手,当年那个“恃才傲物”的“霸气”束星北,不见了。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的的爱国情结。束星北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怎样可以尽快改造,摆脱罪名,早日参加核试验,为国奉献立功。他从报纸上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消息,担心“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国难逃毁灭的命运”,于是提出中国必须尽快研制自己的原子弹。这就是束星北——尽管此时还是个戴罪之人,他依然从国家战略上考虑科学问题,显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胆识。但正在他四处奔走,企图说服领导时,广播里传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后来才知道参与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而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束星北哭了,发出“绝望的号叫”。以后又多次独坐垂泪,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

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的命运才慢慢出现转机。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终于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真正搬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是在1979年底。屈指算来,他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是22年。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

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项目属于高度机密状态。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一直在思考。1979年5月,陈炳鑫拜访了束星北先生,因保密原因,陈炳鑫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给青年科技人员进行讲解。束教授说: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1980年5月18日上午,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验证了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束星北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等到半年之后有人想起来时,尸体早已腐烂。于是,一代物理学大师束星北的遗体,就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出处:搜狐 / 非常历史

栏目:世事
2018-08-15 (
微文周刊 2018年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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