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耀、王保春

陈伯达1981年假释之后，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当时，陈的家已不存在。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怎么联系，就成了问题。他的妻子在“文革”中闹离婚，被送往山东“疗养”去了；大儿子已经自杀身亡；次子先插队内蒙古，后去河北省当工人；女儿去南方当工人；小儿子由保姆领走了。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领导同志想到我们两人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我们。我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时1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中央领导同志约王文耀和王保春下星期一晚上7时见面，有事，并且让一定告诉两人一起去。

7月13日（星期一）晚7时，我们见到领导同志，互相寒暄了几句，转到了正题。领导同志态度严肃地说：党中央委托我找你们来，是让你们去看陈伯达，向他转达中央有关他的问题的几点指示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有很多罪行的。但是中央考虑到他过去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他不一定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也不听他的。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诉书中只列举了他几件主要的罪行，判决时也只是根据这几件判决的，与其他几个人有所区别。这一点他应该看得出来。他接着说：陈伯达过去给中央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的罪行解释和开脱的。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要求在决议中点他的名，中央为此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所以他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中央的宽大，不要再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为自己辩解了。

他讲到这里，脸色更加严肃，语气更加严厉地说：如果他再为自己辩解、开脱，还要再纠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们就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停了片刻，他平静下来接着说：告诉陈伯达，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把身体搞好，要养好身体，治好病。等病治好以后，可以给他创造一个条件，住下来看看书。他那里没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他可以研究些问题，如哲学方面他比较熟悉，写写东西，还是可以为党、为人民再做些事情的。并且关切地说：现在家属按规定时间去看，以后家人看望的次数可以多一些，这些也给他的孩子们讲。你们可以写封信告诉晓农（陈伯达的次子），也可以给陈伯达说说。你们今后有时间可以常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他有些合理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告诉我转告中央。

7月15日上午，我们与公安部的王申处长一起来到复兴医院。陈从病房走了出来，走得很慢，几乎是双脚蹭地弓腰往前挪。我们郑重地对陈说：我们是受中央的委托，来向你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的。

接着，保春同志讲了归纳为几条的中央指示精神，文耀作了些补充。陈伯达听了中央对他的宽大政策后，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是有罪责的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

传达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轻松下来。我们切开了带来的西瓜，陈伯达很高兴地说，我好久没有吃这样的西瓜了。大家边吃边聊，他谈生活、人际上的事较少，一开口话题就转到国家的事上去了。

当我们劝他不要再对一些细节问题上纠缠时，陈伯达说：你们告诉中央同志“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我是根据列宁在共产国际的讲话里说过“先进的苏维埃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四人帮”一直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头也没有关系。但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批过了头，也忍不住总要辩解几句。

我们说这次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在决议中点他的名，而中央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时，陈伯达说：我得罪了那么多人，人家怎么能不反对呢？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决议没有点我的名，是不是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我们说，你可以看看书，研究些问题，写点东西。陈伯达表情迫切地说：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要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工人状况，对于教育后代是有好处的。不能“数典忘祖”哇。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对我有点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唉，想到这些我就着急！

我们劝他要养好身体，治好病。陈伯达说：我的腿看起来就这个样子了，病再治也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77岁了，剩下也没有几年了。

后来，他从复兴医院转到友谊医院，我们第二次去看他，为他借钱买了钢笔、墨水、稿纸以及鞋、袜等生活用品。这里的条件虽然较前好些，但身边无人照应。我们建议公安部门将曾在陈身边工作过、已退休回老家的李玉元同志从河北省完县调来暂时照料他。后来我们又协助公安机关在一个居民小区给陈安了个家。他用自己仅有的100元生活费订阅大量的报刊，他让我们为他借阅许多图书资料。我们工作忙，时间有限，不能常去他那儿，便建议组织上将他的儿子陈晓农从河北省调来北京和陈住在一起。我们也在过年过节时看望他，他有事也随时找我们去谈谈。我们随时将他的情况、要求向中央反映，上边有什么指示，我们也随时向他传达，件件都按中央的意图去做。在这期间，我们向中央转送了他写的长短文章3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