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和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迄今为止唯一自觉、自愿且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也可以说，萨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金钱和荣誉难以收买的人。而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一直受到苏联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获奖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帕斯捷尔纳克曾发信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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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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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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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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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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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11月S日《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