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中）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不要说长盛不衰。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失”的二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洋务三十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从买办到洋务，到资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大约30岁时，郑观应开始参与外资大企业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管理，又是国营大型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织布局等的主要合伙人、参与者，他拥有丰富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深得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臣赏识、信赖，不断被委以重任，他渐渐由体制外买办、商人被吸纳至体制内，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红顶商人”之一，为近代中国洋务新政的重要实践者、见证者。
　　与三十年洋务新政其他参与者稍有不同，郑观应一方面为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感到庆幸，以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一定能将中国引领至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而又别致的现代化轨道。洋务三十年的成就前无古人，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的苦涩回应，也是大致合格的回应。不过，郑观应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中国的进步，一直对中国艰难、迟缓的转身抱有一种惋惜。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郑观应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路说：“余经营商业五十年，究心当世之务，颇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憨，夙夜在公，艰辛备尝，于世无补。特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罔识忌讳，上书当道，尽所欲言。”（《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很显然，郑观应不仅是近代中国商业经营的实践者，而且对国家大事、世界潮流天生敏感，具有无穷的兴趣，是一个乐于表达、善于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人。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积极的政治发言让郑观应很快跨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名流圈子，为他带来极高的社会声誉。这是郑观应政治著述换来的成就，也成为郑观应毕生持续著述不断、思考不停的精神动力。

“为时务切要之言”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救时揭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对此作品的著述年代，现在的研究者并不认同郑观应的自述，以为郑观应有“倒填日期”自我标榜的嫌疑。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救时揭要》的文本，郑观应的说法大体可信，因为《救时揭要》只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年前后，但其中一些短文的写作、发表，肯定早于这个时期，约在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
　　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王韬：《易言序》）。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
 

▲《盛世危言》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期待，认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
　　《盛世危言》的问题意识在“盛世”，在“危言”。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郑观应的结论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一定要有容纳“危言”的雅量，一定要从“危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构体制。
　　1894年，《盛世危言》初版刊行。那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国不敌东邻小国日本。第二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中日讲和条约》在马关签订，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知耻而后勇，中国的变革由此重新起步。三天后，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郑重推荐给了光绪帝，以为《盛世危言》“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究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邓华熙：《为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敬录书籍进呈吁恳乾断实施建新猷以维积弱恭折仰企圣鉴事》，《盛世危言》卷首）得读《盛世危言》的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也盛赞郑观应这部书“为时务切要之言”，“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盛世危言》彭序）
　　亡羊补牢，未为太晚。在此后数十年政治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无不受到郑观应思想的恩泽，无不从《盛世危言》中获得启迪。书比人长寿。知道郑观应的人或许越来越少，但《盛世危言》所表达的忧世情怀，却像屈原的《天问》一样传之久远，成为中国人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