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客荆轲即将踏上刺杀秦王的征途。 此前,秦国名将王翦率领秦国军队连下韩、赵两国,到达燕、赵边界。为了保全燕国,燕太子丹决意铤而走险,派人刺杀秦王,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秦国进攻。 得知此计划的荆轲自告奋勇,决定为国献身。临行前,太子丹身着一袭白衣亲自到易水河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队伍中有荆轲多年的好友、琴师高渐离。高渐离击起了随身携带的“筑”(战国时期乐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和着好友高渐离的乐声,荆轲出发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荆轲此行正如他歌声所唱的那样,一去不复返。秦王嬴政不仅没有死,刺杀行动还激怒了秦王,使其加快了攻灭燕国的脚步。 在荆轲刺秦王后不到5年,曾雄踞辽东地区长达800年的燕国,迅即谢幕。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让燕国上下产生“恐秦症”的秦国,在刺秦王事件发生前的百余年,却还只是一个被其他国家集体嘲笑的蛮夷小国。燕国的先代国君们死都想不到,未来本国的国祚将终结于秦人之手。 ▲易水河畔,荆轲由此出发,前往秦国。图源/图虫创意 1 公元前415年,秦灵公去世,秦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 秦灵公的叔父嬴悼子在宗室内斗中胜出,成了秦国新一任国君,是为秦简公。这年,年仅十岁的秦灵公太子公子连被迫出走魏国,开启其长达29年的流亡生涯。 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秦国曾出现过像秦穆公那样的英主。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在对当时国势强盛的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不仅通过联姻与晋国结成秦晋之好,在列国纷争中击败强晋,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还把长期骚扰他们的西戎部落打得一败涂地,成为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 ▲左一为秦穆公。 但事实证明,一位君主的强势并不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强盛。 秦国,在东方列国眼中,依旧是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蛮夷之地”,而崇尚武力的秦人,仍然是那些未得礼乐教化的“野蛮人”。 若从根源上讲,受到东方列国鄙视的秦人其实最早与那些嘲笑他们的人,血缘并无不同。关于秦人的起源,《史记》曾记载周孝王原话:“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其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说明最晚在西周中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秦人”族群已形成,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 不过,遭到东方列国的统一“鄙视”倒也并非没有缘由。公元前771年,北方游牧民族犬戎南下,攻破西周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幽王被杀。次年,周幽王之子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续周王室正统,是为东周。 彼时,周王室衰微,国力大不如前,渐渐对底下的诸侯国失去控制。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 但周平王给的这块封地实际上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因先前的战乱,秦国的封地正好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因此,要想生存下去,秦人必须融入戎族,想办法壮大自己,赶跑这群霸占土地的“强盗”。 在秦襄公往后的数代人勠力同心之下,秦人终于夺回了故土。此后,在西戎部族的包围下,秦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逐渐养成了“尚武”的个性。 而东方列国,虽然这些年也在相互攻伐,却诞生出像老子、孔子等礼教大家,故而相较于偏居西陲、还在为怎么吃饱饭考虑的秦人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文明人”,也才有了对秦人的歧视。 2 对秦人而言,他们也十分清楚东方诸国的鄙夷。但他们更明白,想要消除别人对自己的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这才有了秦穆公击败强晋和戎人,跻身“春秋五霸”的故事。 但秦穆公的称雄称霸却抵不过“盛极而衰”的规律。在秦穆公之后,秦国遭遇厉公、躁公等数代乱政,直到秦献公的出现,才再次走回正轨。 公元前385年,从十岁时即被迫流亡魏国的公子连返回故土,继承君位,是为秦献公。 此时,曾经与秦国结盟的晋国已被韩、魏、赵三家瓜分,形成了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幸存下来的诸侯国纷纷思考如何使自身国势更加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魏国率先开始变法。在魏文侯的全力支持下,李悝大力推行新政,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在经济上主张“善平籴”,即国家在丰收时期以平价购买余粮存储,在灾荒之年将其以平价卖出,稳定粮食价格。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的人。同时参考当时各国的法律,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魏国由此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 而刚回国继位的秦献公,面临的却是积贫积弱、“懵懂无知”的秦国。在这里,人们还实行着数百年传承下来的一项不合理制度——活人殉葬。《墨子·节葬》中曾对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进行记载:“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在秦穆公死后,秦国还有“子车氏三良”为君殉葬这样的事情发生。 ▲古墓中的殉葬坑。图源/图虫创意 为了不让秦国就此沦为列国争斗的“牺牲品”,秦献公开始了铁血式的变革。 他力排众议,废除了人殉这项残忍的制度,提倡以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允许百姓经商,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同时编定户籍制度,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一起干活,农闲时一起训练。如果有人犯罪了,实行“连坐”,即一人有罪,五家犯法。秦国人人自危,但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民众之间变得颇为团结。 尽管这些凝聚人心的手段一经实施就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但秦国国都泾阳(今陕西泾阳)着实离东方各诸侯国有些距离,且新法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秦人那里推行,阻力重重,为此,秦献公主张将国都迁至栎阳(今陕西西安):一来可以借此机会,激起秦人奋发图强之志,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二来栎阳位于渭河两岸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上,“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战略位置更为重要。 通过秦献公的大力改革,秦国逐渐由弱转强。恰在此时,一位著名人物的出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3 秦献公死后,其子嬴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初登君位的秦孝公立志要恢复秦穆公的辉煌霸业,改变诸侯讥笑秦国的局面,为此,他亲笔写下《求贤令》,开出最优厚的待遇,不惜裂土封疆,向东方诸国贤德之士发出邀请。 商鞅在魏国听说此令,怦然心动,随即启程赶往秦国应召。就这样,秦孝公与这位日后为大秦披肝沥胆的变法名臣,不期而遇了。 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史载,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时即试探性地提出“王道”和“帝道”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遵照儒家的学说,实施“仁政”,通过深入人心的改革,逐步使秦国强大起来。不过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思,需要数代秦人的共同努力。显然,这并不受急于改变一切的秦孝公青睐。因此,在“王道”和“帝道”之上,商鞅下了一剂“猛药”,提出了“霸道”思想。 商鞅提出的“霸道”,后来成为秦国一直推行下去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 ▲商鞅剧照。 在秦孝公的绝对支持下,商鞅得偿所愿,准备大刀阔斧地实施变法。然而,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一样,要创新,要改变,必然会有因循守旧的反对声音。在商鞅筹备变法的过程中,不支持变法的贵族们纷纷对其展开了猛烈抨击。其中以上大夫甘龙为主要代表。 甘龙曾是秦献公变法的核心人物,对秦国贫弱的过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刻地明白,任何变法,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世袭贵族集团的矛盾,那就无法获得成功。商鞅的变法如果未能使秦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则变法弊大于利。 但商鞅尖锐地答复了他的意见:“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在商鞅眼中,甘龙所提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时代不同。如果一味遵循旧制,那么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秦国,必将会受到旧制度的束缚而走向灭亡。 最终,秦孝公顶住压力,继续力撑商鞅,变法开始了。 4 变法之争结束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率先在国内颁布《垦草令》,拉开变法序幕。 《垦草令》相当于商鞅变法的预案,其主要内容包括: 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改变国民对农业生产的社会认知; 实行“愚民政策”,强迫农民回归土地,勤劳耕种; 加重贵族集团赋税,限制其豢养门客,要求贵族除嫡长子外,一律实行徭役; 将山川河泽国有化,禁止私人开采; 按农民收入粮食的多少,征收统一的“土地税”; 对全国一律实行户口登记制度,禁止百姓随意流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