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广州市卫生局做过一个调查：无房户每家每月的房租支出，平均要占到家庭总支出的两成。这个比重，坦白说并不算高，但是低收入阶层受不了，像人力车夫、清洁工、码头工人，每月挣的钱不多，除了糊口所剩无几，租不起房，只好在垃圾填埋场与河道旁边的空地上搭盖窝棚。

当时全市有1300名清洁工，全住在卫生局给他们搭建的简易房里。这些简易房盖在国有土地上，急于变卖公地以增加收入的财政局表示不满，想把简易房里的清洁工赶出去，所占的国有土地则拿出来分批拍卖。消息传出，清洁工集体罢工，通过工会向政府呼吁，必须给无力租房的清洁工留一个安身之所。市政府研究之后，“饬令财政局将所有现设

厂之公地一律保留，免予投变”。为了劳工住房而放弃土地财政，这是当时广州政府的人性化之处。

到1932年，广州房租涨得更高了，当年12月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六版刊登评论说：“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这时候，房租开支占到了家庭总开支的两三成。跟今天比，这个比重仍然不算高，不过比起民国初年的低房租来还是很高的，要不然当时的党报也不会惊呼“不易居”。

1947年，广州光复已久，外逃的市民大批返回，一些复员的军人也在广州定居，人口大增，市面兴旺，同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法币一天比一天贬值，在工薪阶层眼里，租房成本要比抗战前还要高。一个市立中学的高级教师，月薪两万（法币，下同），津贴五千，拿着这两万五的“高工资”，只能买几百根油条。如果家里没有房子，在市区租一个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的小单间，每月要花去一万左右，租房的开支，占到了月收入的四成以上。这时候，非但低收入的清洁工租不起房，连抗战前被视为高收入的教师也租不起房。民国广州，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房荒。

但是房荒永远是相对而言的。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在解放前就说过这么一句很精辟的话：“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柯灵先生在解放前也说过：“其实何尝有房荒，平民虽立锥无地，而达官贵客巨宅连云，所荒的，是平民没有金条而已。”

解放前的广州，就跟张恨水、柯灵等人描述的一模一样：一方面是多数人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少数有钱或有权者坐拥大批豪宅，住不完就让它空着。广州市政府为了缓解房荒，曾经下狠手打击过空置房。

当时打击空置房的手段是这样的：空置房必须出租，超过合理使用面积的房屋也必须出租，而且出租期间不能抬租，不能加租，不能变相加租，不能借口翻建赶走房客，否则必须支付房客搬家费。如果自恃有钱，拒绝将空置房出租，则政府可以推平其房屋，拍卖其土地。

请不要批评民国政府不懂得尊重物权，当时广州所采取的强硬手段，现在仍然被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私人财产很受重视的一些西方国家使用着，而且效果非凡。例如在荷兰，房屋只要闲置一年以上，政府就可以安排无房户免费入住；在法国，房屋闲置一年，政府会处以房价10%的罚款，闲置两年，再处以房价12.5%的罚款；在瑞典，空置房会被政府推倒，或者直接征收为公共租赁房；在丹麦，住房闲置时间超过两个月，政府就会强迫其房主免费出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会远远低于中国、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也远远低于中国了。（来源：《中国经营报》，文/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