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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追求生活中的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30幅） 弟子欲受灌顶者，应具十德。是灌顶具支分之随一也。一、信心，阿阇梨观彼现在之根性或久远之因缘，于此不思议之缘起三种秘密（即三密）诸法便中，直信无疑，能无怖畏，乃堪摄受也。二、种姓清净，可为婆罗门等四种大姓者，若是旃陀罗等，则以家法相承，习行不清净事之故，性弊恶多，若为作传法灌顶，使流通大法，则轻慢他，或成匮法之因缘，即如比丘之受具，亦宜简去毁辱众僧之极卑下姓也。若但为结缘受法，则非所论。复次，若久远以来曾有发菩提心之因缘，则是生于如来种姓中，最为殊胜。三、恭敬三宝，于佛法众僧起淳厚谦下之心，常好亲近供养，尊重赞叹，可知是人有前世行过之因缘也。四、深慧严身，如是等于虚空之无边佛法，非劣慧者心器所能堪，故以智性深利自为庄严者，乃可为说也。五、堪忍无懈怠，此是有所能堪而无所退屈之义，梵音与忍辱不同。谓求法之因缘，种种艰苦之事，皆能作之，假令一度不成，复更发迹而修之，如誓挹尽大海而后已，若人之志性如是，则可传法也。六、尸罗净无缺，于在家出家之律仪，乃至于本姓受之诸禁戒，随所奉持，深心防护，无有缺毁，若具如是之性则虽未入三昧耶平等大誓，亦当恭顺无违，故堪传法也。七、忍辱，于内外违顺境界八种大风，其心安忍，无所倾动，可知是人必不犯持明之重禁，作不利众生之行（此十重禁之第四也），故堪传法也。八、不悭吝，于所有财法常念惠施，于来求者，心无鄙吝，可知是人不犯持明之重禁而悭吝正法（此十重禁中第三），故堪传受也。九、勇健，即是阿阇梨中之德，勇健之菩提心之种姓，于行道时，遇种种可畏之色声，亦心不怯弱，乃至出生入死无怖畏之想，正顺于菩提萨埵大人所行，故可传授也。十、坚愿行，此是要心之愿，梵音与求之愿不同，如自立志每日念诵三时，则终竟一期，虽遇种种之异缘，亦无间绝，如是事有终始则善行菩萨之事时，亦不亏本誓，故堪传法也。然此所说弟子之十德，若兼备者，甚为希有，但有所偏长，可望匠成，即应摄受。又如声闻之受具时观察种种之遮难，如所谓太小太老色貌瑕疵诸病患等。是恐白衣之嫌呵故也。今此摩诃衍，即不如是，但使道机可济，则虽有诸余过失，亦皆所不观也。见大日经疏四。
我的作品和艺术成果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人民的。艺术创作需要生活的感受、体验和提炼，需要挖掘生活的美，这是艺术创作的规律之一。人物画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大师的巨作都是源于生活，源于社会的，有生活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杨之光
杨之光小时兴趣很广，凡诗词、音乐、表演、书画、篆刻都喜欢，最痴迷的是书法篆刻和绘画。启蒙老师曹铭曾指导他临摹石涛、八大、吴昌硕和齐白石的作品。后经曹铭介绍，正式拜李健为师习书法。杨之光课余至其家，历时六年将 “散氏盘”、“毛公鼎”、“石门铭”、“石门颂”、“张迁碑”、“十七帖”'、“圣教序”等苦苦临了多遍。在40年代的上海，一个年轻人经受这样的书法训练，并不稀罕，但对后来兼融中西艺术的杨之光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1948年冬，临近中学毕业的杨之光只身转回原籍广东，经李健介绍投师高剑父学中国画，又循高氏旨意入广州市美校习素描、水彩。 半年后，因时局动荡，杨之光和几个同学弃学自谋生路，最初想当流浪画家，向敦煌进发。但战火阻断了北去的交通，他们就乘五等舱渡诲，转赴台湾。那时的台湾证一片混乱，他借宿车库、打临时工维持了五个月，画了一些画，终因前途茫茫，返回广州。台湾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一次独立生活的锻炼。
1950年9月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并接受徐悲鸿亲自指导。同年冬，随叶浅予等赴河南省白沙临摹出土之宋墓壁画1953年7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取得大学毕业文凭。
往后数十年，除了十年文革期间没有艺术创作之外，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在世界各地开画展和进行讲学活动，并出版了数本个人画集。
杨之光语录 “我从中央美院毕业至今已有50余载。虽然在中央美院学的是绘画专业，素描、油画、水彩、版画、雕塑、白描等无所不学，但从小接触美术的启蒙应是中国传统书法与水墨花鸟、山水、并下了相当的功夫。这早期的中国画基础与后期在中央美院的西画基础，形成了我日后的画风。”
“影响我的老师包括书法家李健及徐悲鸿、高剑父老师。使我受益最深有两点：一是始终面向生活，二是创新角度。我的画不论是人物、花卉、山水都从不放弃在生活中写生。” “我的座古铭是：‘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
“我十分尊敬我的老师高剑父、徐悲鸿，但我不会去步他们的后尘。有人问我是属于徐悲鸿的学院派还是高剑父的岭南画派？我说：我只做‘杨之光派’。
“近些年我重点尝试用传统的书法用笔及没骨花鸟画技法来画人物。我的水墨人物画中体现的是我综合的基础，包括造型、水彩、书法、没骨花鸟画等功底，形成了我个人的画风。” 杨之光人物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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