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亚稍有了解的人便知道，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分裂的存在。尽管在文化上，南亚各区域板块基本上都归于印度文明体系，但政治上，却一直是邦国林立、各自为政，极少数的统一，也都是昙花一现。这甚至影响到对“印度”这个名词的释义。当提到古印度时，它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文明体系，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

直到今天，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印度在政治上已然成为一个主权实体，但其内部依然纷争不休，各邦在内政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甚至画地为牢，各行其是，而新德里的中央政府却无可奈何。

这是为什么？

从地缘的角度来说，印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南亚次大陆的整体地缘结构独立完整，且本身形状比较规整，聚合力较强，这种情况下，政治上的大一统，应该是有实现可能的。但现实却截然相反。这种奇妙的反差，让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印度无法中央集权的原因。

一、外部压力的缺乏

从地缘格局上看，南亚次大陆以东为缅甸的密林；北部为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西部，跨过印度河流域，便是兴都库什山脉；它们的存在，为南亚次大陆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至于南面的大海，虽然无法阻挡海上势力，但海洋文明的商业特质，使它们即便进入印度，也更注重于物质利益的攫取，而非对领土的占有（比如早先的阿拉伯和后期的葡萄牙、乃至英国），因此无法对印度文明造成颠覆性影响。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当印度文明覆盖整个南亚次大陆后，便丧失了继续扩张领土的动力（以农耕时代的观点看，南亚次大陆周边的土地均缺乏开发价值）。而它又不像中国那样，有必须持续应对的外来压力（华夏农耕文明长期面对塞外游牧文明的侵袭），以致必须用大一统的方式，来集中资源应对。

当然，印度也不全是没有外来威胁。相比喜马拉雅山脉的高不可攀，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还是容易的多。而山那头的游牧文明，更是农耕文明的天敌。

不过，尽管古代印度会周期性的遭受中亚游牧文明的入侵，但却并未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根本威胁。而这种结果的存在，除了古代印度文明的不俗实力外，也与中亚作为大陆交通岛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中亚身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波斯高原、两河平原等亚洲各大地缘势力的交锋之地。虎狼环伺的周边环境，使中亚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交锋结束后，成为胜者的附庸。

只是，无论对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中亚都是过于遥远的存在。由于远离各大地缘势力的核心区，中亚即便被一方占领，这种统治也是虚弱而不稳定的，随时会因为占领者的衰落或其他地缘势力的卷土重来而发生改变。

中亚的虚弱和混乱，既大大降低了印度遭受入侵的机率，也使得有幸征服印度的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由于身后缺乏强大而稳定的地缘板块作为支撑，使他们无力对印度文明进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不得不针对印度实情，对自身进行调整，以维护得来不易的统治地位。其最终结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这种既无意愿做大蛋糕，也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窝里斗，几乎是所有组织的本能选择。

二、地缘核心的肢解

大一统的本质，将中央的权力凌驾于各地方权力之上。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性。所以不同地缘板块的人群，亦会根据区域自身条件，追求本地缘板块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中央集权，本身就意味着各次级地缘板块的政治权力被部分剥夺，所以双方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尤其是大量地缘实力较弱的板块，在集权的体制下会逐渐边缘化。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其区域利益有可能受到限制，这当然不是他们所乐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本部核心区的强大，就成为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

一个强大的本部，才有力量压制边缘的不满，确保中央集权的有效性；反过来，政治上的集权，又使边缘地区的资源大量流向本部，使本部因此受益。

中国的中央集权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长江——黄河流域的超强地缘实力，对古代中原王朝的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强大，一定程度上压过了地形的阻碍——不仅四川、云贵、东北这类地缘结构十分独立的区域；甚至青藏、西域这种极端边缘的边远地带，最后都被纳入中国版图。

与古代中国相似，印度文明核心区的形成也同样依赖两条母亲河——印度河与恒河。虽然与长江、黄河流域相比，印度河、恒河流域实力较逊，但考虑到南亚次大陆也没有东亚大陆的体量，以此二河流域为本部核心，也足够一统南亚了。

但现实却和三哥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印度不仅未能实现大一统，作为两大核心之一和本土文明发源地的印度河流域，最后反倒被外来者抢了去，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盘。到现代，印度河流域甚至在政治上都与印度剥离，成为独立的巴基斯坦国。

几千年的泱泱大国，居然混到老巢不保的份上，印度这是为什么？

原因在于，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的之间，存在着一个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

历史上，这片地区并不是沙漠，只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印度河流域人类对森林植被的过度砍伐，才最终导致了沙漠的形成。而这种沙漠化，对南亚次大陆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

首先，塔尔沙漠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之间形成了地缘阻断。这种地缘关系上的退步，导致南亚的这两大核心板块，不仅无法像地缘关系紧密的长江、黄河流域一样，经过整合形成合力，反而逐渐走向分离和对立。

而中亚势力的进入，更加重了这种分裂。印度河板块地处南亚与中亚交界。由于中亚势力为游牧文明，军事实力雄厚，所以尽管印度河流域在地缘实力上不如恒河流域，但借助外力，它足以与恒河分庭抗礼。

甚至，当中亚军事势力与伊斯兰文明结合后，印度河流域的人文特质都发生了改变。

虽然印度文明的体量，决定了伊斯兰文明无法将其完全取代，但在距西亚最近的印度河流域，它却能取得相当优势。再加上塔尔沙漠阻断了印度河流域与南亚其他部分的联系，久而久之，这块南亚的第二大地缘板块、古印度文明的发源地，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围。

印度河板块的丢失，使印度文明原本的二元核心，缩小为只剩恒河板块一部，元气已然大伤；而二者的对立和冲突，又进一步消耗了恒河板块的实力。连番损耗的结果，就是印度本部核心区的实力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本部再没有足够的力量压制诸如孟加拉、德干高原等其他地缘板块，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三、种姓制度的桎梏

上古时代，雅利安人经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南亚，取得了当地的统治权。由于相对于南亚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印度黑人），雅利安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为了确保统治权，便设计出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种姓。其中雅利安人被归为婆罗门、刹帝利这两大高贵种姓，逐渐发展成印度白人；其余的印度黑人，则归入犬舍、首陀罗这些低等种姓、甚至贱民。由于雅利安人，以及后来进入南亚，取得统治权的中亚人都肤色较白，所以这种阶级划分带有非常明显的种族色彩。

为了让低种姓安分守已，印度白人大力推广印度教，利用其“今生受苦、来世便可享福”的教义，削除黑人们的反抗意思，使他们在精神上彻底奴化。

这种奴化，虽然维护了印度白人的统治，但也有严重的负面效果：

由于一生为奴，印度黑人对国家几乎不存在任何认同感；同时，宗教影响力的过于强大，也削弱了世俗权力的作用（在种姓制度中，担任祭司的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主要由国王、官吏组成的刹帝利只位居第二等级）。

这两种因素，导致由中央朝廷派来的职业官僚，完全无法凭借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当地施行管制——这与中国百姓对朝廷威仪的自然畏服，形成了鲜明对比。

只有扎根于当地，世世代代直接统治印度黑人的土邦贵族，和直接控制当地平民思想的寺庙和婆罗门，才能在日积月累的接触中，获得当地平民的敬畏。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的基本行政制度。一旦流官制不可行，而只能由土著的世袭贵族和祭司（也就是婆罗门和刹帝利）控制地方，中央的最高权力必将被他们分割瓦解。

种姓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同样是瓦解中央集权的利器。在无法摆脱种姓制度的情况下，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难度

过于完整的板块结构、被肢解的地缘核心、种姓的制度抵触，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印度文明的分裂基因，也就逐渐形成了。（作者：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