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于谦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称他“英迈过人，历事三朝”。他的命运与明朝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之变”之后他成为救时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之变”则使他以“谋逆之罪”，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同僚为何最终倒戈相向?他既是千古英雄，也是悲剧人物。

倔强严正两袖清风

于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官宦世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聪明伶俐，少负盛名。八岁时的一天，于谦骑马在桥边玩耍，惊扰了一位出行的巡按。

巡按责备他影响公务，于谦从容说：“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巡按见他语意双关，话里有话，便想考考他。

于是口出一联：“红孩儿骑马过桥”，于谦脱口应对：“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愕然叫绝：“这小孩年纪轻轻，竟能以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子，有气势，不简单!”

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考中进士。中进士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在山西他纠察百官，体察民情，“廉干”的美名各地传扬。每次进京奏事，于谦都声音朗朗，思路清晰，深得其时在位的明宣宗喜欢。

所以，当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后，就派于谦控诉朱高煦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煦伏地大汗淋漓，战栗不已。宣宗欣赏于谦才干，任命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

作为明代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职达19年之久。在这19年中，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他巡视州县，访问父老；赈济灾民，救治疫病。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

于谦这些勤政爱民的措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人们称他为“于龙图”，有的地方还给他立生祠。

每逢朝会期间，别的官员总要对京城的达官显贵交际馈赠，唯独于谦什么也不带。他在《入京》诗写道：“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这种做法有悖于官场之风，却反映了他的倔强严正。

于谦的“两袖清风”，引起贵宠官僚的不满，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更是气急败坏。正统十一年(1446年)，王振虚构了一个“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把于谦送交三法司，判处死刑。

山西和河南的百姓听说后，数万人自动联合起来，到京请愿，就连封地在河南、山西的周王和晋王等朱姓藩王也上书替于谦申冤。朝廷看到众怒难犯，只好命于谦仍回原任。

如果不是“土木之变”爆发，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明朝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

北京保卫战临危受命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铁骑大举南下，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王振等人的唆使下贸然出征。

八月十五日，明军被蒙古兵团团包围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沙城镇)，十几万明军被歼，就连英宗也做了俘虏。这场形如儿戏的御驾亲征和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把明王朝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也先大军挟新胜余威，欲乘胜追击，拿下北京城，再现昔日元帝国的辉煌。

而明朝一方，英宗亲征时已将京畿大军悉数带出，导致京城防备空虚。此时人心大乱，许多富家大户收拾财物、携带家眷，纷纷南逃。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皇宫，皇太后和皇后将宫内的金银珠宝搜罗一空，整整装了八辆马车，派人送到也先大营，希望能换回英宗;朝廷上，文武百官六神无主，束手无策。

侍讲徐跳出来说，据他观察天象，只有放弃北京，迁都南京才能保全性命，一些官员也随声附和。临时听政的皇太后和英宗弟弟王听后都不知所措。

这时，于谦厉声喝道：“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根本，迁都只能使人心和士气涣散，国家也就彻底完了。大家难道忘记南宋的教训了吗?”

于谦纵论当时形势，鼓励大家同仇敌忾，击退来犯之敌。于谦的建议得到皇太后和一批正义之士的支持，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组织北京保卫战。

国难当头，首要问题是安定人心。朝臣们平时受够了宦官的窝囊气，把土木堡惨败的原因归结到宦官王振身上，要求将王振诛灭九族。王振的党羽马顺当朝呵斥官员，激起百官强烈不满，他们一哄而上，将马顺活活打死。

随后，百官又在宫内寻找王振的党徒，追打撕扯，一片混乱。监国王生性软弱，见此阵势，惊惶失措。于谦一面阻止官员群殴，一面拦住王，让他宣布马顺等人死罪，赦免参与殴斗的官员，惩治祸国殃民的宦官。王一一答应，混乱才得以平息。于谦这时发现，自己的官袍在混战中已被扯破了。

也先企图以英宗为筹码要挟明廷。另立新君成了明朝的当务之急。但当时的太子年仅三岁，不能挑起救亡重担。众臣商议，让监国王继任皇帝。

然而，王却死活不愿出面。他认为，皇兄英宗在世，又立有太子，自己名不正言不顺，也不愿意收拾这么个烂摊子。

于谦找到王，严肃而诚恳地说：“众大臣推举您做皇帝，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你也应当以国家安危为重!”在于谦的劝说下，王最终同意登基称帝，年号景泰，史称代宗。明王朝新的政治核心重新建立起来。

在新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北京保卫战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短短一个月里，于谦集结了20余万大军。他将大军兵分九路，阵列于九大城门之外，主动迎接也先挑战。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只能作困兽斗，北京城唾手可得，但眼见明军旌旗猎猎，严阵以待，便已经心虚。

双方激战五天，也先没有讨到任何好处，当得知勤王兵马正陆续赶往北京时，他担心腹背受敌，回去的老路被切断，就决定连夜撤退。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成就了于谦一世英名。国难当头，他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保京师，他披挂上阵，率军抗敌。

没有于谦，大明的历史有可能突然转向;没有于谦，明朝两百余年的国祚延续也无从谈起。于谦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功臣命丧宫廷权斗

虽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贡献，但于谦并没有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砍头。这一切都源于明朝一次有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

也先撤退后，全国各地的勤王兵马陆续赶到，北京的兵源迅速得到补充。于谦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革，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北京城的防守得以加强。也先见无隙可乘，决定释放被俘的英宗。

听说哥哥要回来，代宗一脸不高兴，他说：“当初我不想当皇帝，你们把我推出来，现在他回来了，我该怎么办?”

于谦说：“您的帝位已经确定了，这是谁也更改不了的。让英宗留在蒙古部落里，对国家没什么好处，我们还是把他接回来吧。今后有什么事，我会秉公决断。”代宗这才放心，但他还是把英宗囚禁起来了。

事实证明，代宗太相信于谦的能力了，于谦也太过理想化了。险恶的政治斗争仅有忠诚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战局稳定、英宗回归，中央权力必将重新分配。此时的于谦不仅无法把握时局 ，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代宗对于谦可谓言听计从，甚至连到郊外采摘野菜和晒鱼干这样的事情，都要问于谦的意思。于谦的权力和威望，在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拉开了新一轮权力的角逐，这场权力角逐的总爆发就是“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表现为英宗与代宗之间的皇位争夺，而背后却是复杂的朝臣权力之争，这些权力斗争又是围绕着削夺于谦的权力展开。

“夺门之变”的策划人主要有文臣徐有贞、武官石亨和宦官曹吉祥等。

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发生后主张逃亡的徐。因当时受到于谦的呵斥，屡屡受到同僚讥笑，于是改名有贞。于谦当政后，他曾走过于谦的后门，希望到国子监任职，未能如愿。他认为于谦影响了他的仕途，便蓄意报复。

石亨曾因与蒙古人作战失败而遭弃用，于谦见他有才华，就推荐他组织北京保卫战。因保卫北京有功，石亨加官晋爵。

石亨认为于谦对自己有大恩，便想方设法报答于谦。他奏请皇帝加赏于谦的儿子，于谦却对此严辞拒绝，并指责他营私舞弊。石亨大骂于谦不识好歹，从此结下怨恨。

宦官曹吉祥掌管大内禁军和内廷侍卫，惯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他手下的太监滋事寻衅，屡受于谦压制。曹吉祥认为，于谦的存在对自己是一种威胁，也决计除掉他。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然染病，卧床不起。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人见时机已到，发动政变，把英宗接到奉天殿，上朝听政。次日清晨，群臣汇聚朝堂，见坐在金銮宝殿上的是英宗，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英宗说：“各位爱卿，景泰皇帝病重无法处理朝政，大家希望我复位。你们仍然官任原职，各忙各的事情吧”。英宗被困守八年之后，终于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一个月后，代宗死去。

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借口。

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

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于谦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有忠诚无私的人格与济世为民的抱负。年轻时，他就以一首《石灰吟》言明心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混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始终如一地严格要求自己，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于谦被抄家时，家里除了代宗赐予的宝剑等物品外，别无余物。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南宋时，爱国英雄岳飞力主抗金，被奸佞小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三百年后，抗击蒙元贵族入侵的于谦以“意欲”谋反罪被处死，罪名都耐人寻味。

巧的是，两人死后都被安葬在杭州美丽如画的西子湖畔，接受人们的凭吊。清代文人袁枚对两人有高度的评价：“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读来颇感公允，也让人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