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的今天，1934年6月9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职员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欲藏匿自杀。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则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要求追究责任。

1934年夏，在当时的中国国都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日本驻华副领事“失踪”事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领事“失踪”

1934年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称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请为调查。领事馆同时派员分赴首都宪兵司令部及警察厅，通报了同样内容与要求。据日方介绍：昨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有吉乘火车去上海，藏本陪送去下关车站。深夜12点，藏本的妻子到领事馆，说丈夫至今尚未还宅。领事须磨遂派员在馆内外寻找，至天明不见其人，于是通知中国政府，要求帮助查访。

藏本事件

藏本是日本奈良人，42岁，1931年来华，先在长春领事馆担任书记生，1933年调来南京，升任副领事。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京主持政务，得此报告后，又惊又怕。因为近年与日外交纷争不断，有多起是日本借机寻衅。为防日方再度发难，汪精卫迅速行动，训示首都宪警机关：“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不敢怠慢，作层层布置，并派员去日本领事馆，详细了解藏本失踪经过，及其个性、嗜好、身材、面貌、服饰，又索取近时照片，以资翻印后核查用。其间不免问起藏本出走原由，是否因某种刺激而自寻短见，诸如公事失误、同僚矛盾、经济拮据、身体有病、夫妻失和等。日方肯定藏本氏一切正常，绝不会自杀。

12时，首都宪警分头出动，往各处查访，先是在大街小巷，后是入店铺旅馆，乃至青楼、舞厅、厕所都要问一问，看一看。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带领几个警员，逐个查询了自日本领事馆至下关车站、领事馆至藏本住所阴阳营的岗警，8日深夜有否发现过单独行动的日本人。

折腾到中夜收兵，数百宪警都是扫兴而归。8月10日是礼拜天，宪警奉命放弃休息，继续查访，还出动了进口的高级警犬，查访的地域也扩展到四郊。又都是无功而返。

11日，宪警机关在汪精卫的促令下，迭加措施：

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通过报道广告和招贴，发布重金悬赏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5000元。

将全境划分成若干区，由宪兵、警察各级官佐包干，带领所部在包干区内，作梳理式查访，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在全市进行户口总检查，按保甲对照户籍册，挨户查询。

江宁县政府转饬各乡镇保甲协同寻找。

为了一个藏本，出动人力之多、查访范围之广、搜寻之细密，实是空前之举！

　　日方寻衅

藏本失踪事件一发生，日方就断言这是第二个“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化装成中国农民，在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军事地理调查测绘，被中国军队发现逮捕和秘密处死。日本政府获悉，隐瞒了中村间谍活动真相，公开发难，扬言要以此打开满蒙问题的僵局，不久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就在9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派人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势汹汹，要求在48小时内寻获藏本。

日本报纸跟着呼应，造谣惑众，大做文章――

《日日新闻》：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指国民党特务复兴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所必然，毫无足异。

《东日新闻》：这一事件显有反日政治阴谋，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

在南京的日本浪人四处放风：“藏本失踪是中国方面有计划之行动。”居留南京的日本侨民举行集会，推派代表往见日本领事须磨，转达全体侨民意见：“对中国政府提严重抗议，早日解决本案，侨民为达此目的，不惜全体由南京撤退。”

11日，日本外相广田训令驻南京领事馆：“藏本万一不幸固不待言，即令救出，中国亦难免有责，如南京政府无调查藏本事件真相之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为保护使馆馆员生命之安全作重大考虑，将采取断然处置之方针。”12日，广田外相要须磨通知国民政府，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及动机如何，实为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案件，须彻底追究南京政府之责任。如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又无搜查能力，日方当派遣陆战队，以实力搜索。

须磨与秘书有野至我外交部，向汪精卫转达了广田外相的话，口气神色极为严厉，甚至手指口斥，大声咆哮。

日军付诸“采取断然处置”的行动先声是，驻沪海军的驱逐舰“苇”号，及“对马”号等多艘日舰驶往南京，停泊下关江面，脱去炮衣，把炮口对准南京城。日本第十一舰队司令杉坂、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也都随舰赶来南京，与领事馆武官冈野等会商采取军事行动事宜，并部署日本侨民撤离。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甚至有传日军已经登陆。

对于日方的诬蔑、恫吓及无理要求，国民政府既不敢批驳，更不敢拒绝，而是一味忍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对日本领事须磨低声下气说：“中国政府对此事极为重视，正严令宪警努力彻查，盼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于张皇，并请代向藏本家眷致慰问之忱。”汪精卫只会对宪警发脾气，一再斥责他们查访不力，于12日声色俱厉再下严令：“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也拍电报给汪精卫，对藏本失踪表示“严重关切”，转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首都宪警于是倾巢而出，将一应公务全部搁置，集全副精力搜查藏本。城内城外，宪兵、警察比比皆是，根据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的新规定，重点盘查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好几个哑巴、疯子也被疑为藏本，被“请”进了警察所。

　　发现藏本

正当日军欲诉诸武力的千钧一发之际，藏本找到了。京沪地区报纸均作特大新闻报道云：藏本失踪五日，卒在山上寻获。各报又都以整版篇幅，绘声绘色报道藏本失踪和寻获经过。

最先发现藏本的，是明孝陵员工魏宗青，而向警方报告的，则是另一员工张奇荷。

13日早上，魏宗青至陵园门口，见走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以华语向他要水喝。喝过水后，递上两颗金纽扣，请魏宗青代买了4只鸡蛋，边吃边向山上走去。魏宗青望着其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人的身材相貌，与寻人启事上藏本的照片相像，是不是就是他？但他说的怎么是中国话呢？”

不一会，也是陵园工人的张奇荷来了，魏宗青讲了刚才发生的事及自己的怀疑。张奇荷说：“日本人有不少是中国通，会讲华语。”随即问魏宗青那个人的长相、服饰、年纪、去向，怀疑是藏本，便打电话给警察所，说有要情报告，请迅速派人前来。

一队警员赶到，张奇荷报告说：“有一行迹可疑之人，在山上徘徊，中等身材，穿半新半旧西装，约四十多岁，鼻下蓄一撮小黑胡子，似非本土人民。”

警员一面向上司报告，一面攀陵墓而上，经一里多路到墓顶，未见踪迹。遂搜向后山，那里很少有人到，乱石纵横，蔓草丛生，无路可走，只能慢慢摸索前进。

上午8时许，一警员惊呼：“这里有人！”众人闻声赶去，七嘴八舌：“在哪里？什么人？”

野豆树下洞穴里，一人头在外、身在里倚躺着，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一动不动，似是睡着了一般。

警员又推又叫，那人睁眼醒来。问他姓名由来，他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警长取出随带照片核对，判定是藏本，于是请他下山。

其人正是藏本，初时犟着不肯下山，经警长恳切劝导，终于点了点头，由警员扶持着走下山去，雇了一辆车子，送往首都警察厅。

警察厅长陈焯与藏本晤见，藏本本是认识陈焯的，握着陈焯的手，嘘唏涕下，似有满腹哀怨。陈焯好言抚慰，拿出饮料、点心给他充饥，他边吃饼干，边喝了两杯牛奶，一杯汽水。

汪精卫得报藏本已寻获，眉开眼笑，以手加额，大呼“所幸无事矣”。他抓起电话，令外交部向日本领事馆报告喜讯，并令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宪兵司令谷正伦等，赶去警察厅慰问藏本。

藏本在陈焯、沈觐鼎等开导催问下，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叙说了出走经过：

我于8日晚上意图辞世。是夜本拟送有吉公使到车站告别，因汽车座位不够，所以没有送，遂由领事馆外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下车步行上紫金山顶，俯视城内灯火辉煌，百感交集，乃合十向城内各亲友告别。其地有一木架，将身上照片名片钉在架上，以作纪念。我意山上巨兽必多，便躺在树下，忽闻豹子叫声由远及近，即将衣服脱埋，准备以供一啖。我所以脱下衣服，一则予巨豹以便利，二则留衣服恐有痕迹也，但巨豹来回，迄未见临。9日我在山上渴不过，到山下找水喝，然这一带均无山泉，是晚仍在山上。10日饥渴甚，曾到山下一茶馆喝茶一次，复到中山陵后山，准备在此断食绝命。于是拟搬运石块造一绝命之所，无奈石块过重，未能筑造坟墓，就在该处大树上过宿。11日晚由中山陵到明孝陵后山，发现一洞，此系野兽巢窟，乃将此洞稍加修理后，即藏其中。本日（13日）饥渴又不能堪，乃复出洞，行经明孝陵前茶馆饮茶，当时袋中只有两毛钱，付茶资后，惟因饥甚再食面，遂将金纽扣一对与茶馆女主人，未肯受，谓可俟下次再来。乃将此纽扣交与附近工友，请代购鸡蛋，回洞休息。惟附近居民，既知我藏山中，乃上山大搜，卒被发觉……

藏本还画了藏匿行宿各处的图纸。

当下由警察厅处长金斌、外交部科长范汉生，陪送藏本往外交部，安顿在二楼客厅休息。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国际司司长朱鹤翔、情报司司长李迪俊、总务司司长李圣五等在此迎候，一一与藏本握手，致亲切慰问。

不一会，接到中国政府通知的日本领事须磨与秘书有野乘车到达，接藏本回馆。藏本见到他俩即涕泗交流，不胜悲怆。须磨劝慰了几句，又向中方人员表示感谢。这时，唐有壬问藏本8日晚出走情况，须磨惟恐泄露天机，制止藏本答话：“你现在很疲倦，少说话吧。”继而连声催促藏本回去，并屈驾架扶着藏本下楼，钻进车子，一溜烟去了。在场的中外记者见此情景窃窃私语，认为其中恐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欲盖弥彰

这一事件，本是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炮制，藉为发动侵华战争的肇端，故而藏本一失踪，就朝野同声，大肆渲染藏本为中国国家机关某社绑架、“是中国有计划之行动”、“显有反日政治阴谋”。于是乎部署侨民撤退、舰只云集南京城下，战事一触即发。

殊不料藏本武士道精神底气不足，贪生心强，不愿离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所以没有死成。

藏本活着回来，使导演这台丑剧的领事须磨慌了手脚，焦思苦虑如何掩盖藏本失踪的内幕。

藏本一被接回，即被特别“保护”在阴阳营12号住宅，不许与外界接触。即便是西方记者采访，也不能见本人，由领事馆专人接待。14日，领事馆接待了几名美联社记者，称“藏本氏因体弱不能再行劳动”，并说藏本出走的动机，“全由家庭及职务升迁太迟之故，又上星期遗失某种公文，为上司诘责，未免难堪，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藏本失踪后，日方一口咬定绝非自杀，而今人找到了，却说其出走是去自杀。中国舆论界出于义愤，纷纷揭露：

藏本既欲自杀，为何在山中彷徨数日又未自杀？既不能死，又不敢归，其苦难言，岂乃自动自杀者之所为？

沈阳之战，日本失一中村而得东北三省。今失帝国一代表，其代价如何？如藏本果真失踪或发现已死，则云集南京之炮舰可以发炮攻击首都，海军可以登陆自由行动，占领长江要塞……

一家报纸披露了藏本在警察厅所说的一段话，说明藏本有难言之隐：此行意义，我不愿谈（言时泪下），回馆后亦不愿发表。我本不愿回南京，因贵厅人员言词诚挚，我为所感，故随之同来。问我为何出此，我甚不愿说（言时泪下）。

须磨亦非等闲之辈，再出锦囊妙计，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经由沪上来京之上海福民医院松井博士诊断，藏本平素神经质较甚，但虽有忧郁性质，无特别症候，6月8日夜神经发作，精神异常，乃告失踪。”

那个日本的松井医生也煞有介事发布诊断结论：藏本氏有神经衰弱之症，似为完全发作起厌世之念，目下神经昂奋，尚未镇静。

记者的报道则证实，藏本在警察厅与外交部和中方官员、中外记者谈话时，说话有条有理，口齿清晰，记忆力良好，毫无神经质的表现。

众多有良知的记者不惧日本淫威，敢说真话，敢于驳斥日方谎言掩盖。似软骨虫的汪精卫却仍是一副“高姿态”。须磨在拜会汪精卫时说：“经两国当事人之慎重行动，及中国宪警之努力，将藏本氏安全救出，我代表帝国政府表示谢忱。”汪精卫心领神会，点头不迭：“此案圆满解决，非独为个人问题，可因此将表面发生之双方误会扫除净尽，使两国关系得以雨过天晴，实为彼此欣慰之事。”

为求息事，以免惹恼日本人，汪精卫又指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警告新闻界：“综合藏本之性格、其平日之流露，及当晚出走之情形，断定其为个人行动，观其痛哭之状，似有难言之隐痛，他本人既不愿说，局外人更不应信口揣测。”

15日一早，须磨急忙派员把藏本送上轮船去上海，然后在日警保护下送回国内，自后藏本再未露面，真正失踪了。（作者:郜合啟 刊 名：黨史文苑（紀實版）年，卷(期) ： 2007, (6)）